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必然向公共服务好、发展机会多的大城市尤其首都迁徙，但是，当非常多的人都向这样的城市集中的时候，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将会被过度消费，最终形成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等等城市病。这是对于盲目发展大城市，在财力和发展方向上过分向大城市倾斜政策的报复。这种城市病当然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制约措施，当城市病严重到相当程度时，大城市的吸引力就会下降，人们不再会涌向大城市找罪受，大城市的压力将会减轻，就会重新焕发活力。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进行的城市自我调节过程，是对以举国之力倾斜发展大城市的一种自我纠偏。

　　认识到这种原因，国家在应对城市病的时候，就更需要“围魏救赵”的办法，即不必增加更多的财政投入来缓解大城市的问题，而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的办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从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来说，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均等地从公共财政服务中受益。目前以举国之力发展若干大城市的做法，本身是违背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原则的。如果国家坚持实行公共财政均等化，取消对大城市的倾斜，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发展中小城市，将必要的财力用于发展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那么，人们就会在自己的家乡寻求发展机会，安居乐业，就不必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漂流了。当然，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实现，有赖于财政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央政府放权让利，赋予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权。（何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