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站在超出企业的视野，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富士康的壮大过程，就会看到，仅仅以少数人的"爷爷"意志和资本的力量，并不足以缔造出这样的企业帝国。如果没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就会完全失去根基。如果没有粗放而松散的劳工福利环境，富士康就无法获得滚雪球的利润。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没有大批找不到出路的年轻农民，富士康就不可能维持它的"抽血"系统。同样，如果没有企业与政府的某种同盟关系，没有苹果等跨国企业的订单，富士康早就在舆论的鞭挞中灰飞烟灭了。富士康与其说是一个企业，不如说它是一种制度模式，是最大限度榨取人口红利的系统。即使没有郭台铭，也会有别的人取代他的位置。所不同的是，富士康拥有陌生和令人反感的内部文化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这种病态企业制度和悲剧性的就业环境是不可避免的。富士康悲剧的形成，富士康掠夺机器的持续运转，与劳动法律的粗糙、地方政府的放任和劳动管理部门的失位是有着联系的。富士康在为地方财政做贡献的同时，也不断稳固着自己的地基，因而即便企业存在大量违法现象也可以不受惩处。更让人惊讶的是，富士康厂区甚至拥有一定的"法外治权"，比如调研报告就指出，作为暴力机构的企业安保可以对工人任意打骂，工人用厂区电话报警会被直接转接到公司安全部门，如果厂区发生违法事件，"警察都不能进入厂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宽纵，富士康的"统治"模式怎么可能延续下去。

　　今年5月，由多个部委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曾进驻富士康进行调查。但在政府机构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出台之前，民间的调研报告率先披露了部分真相。这也让人们不得不思考，面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现象，政府到底应该表现出何种姿态？是继续睁一眼闭一眼，还是站在法治和人道的立场给予严肃的关注？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违法问题，而是事关劳动者尊严和价值的社会问题。答案不同，所导致的后果也会迥然相异。理当三思。（评论员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