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还就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现状作了这样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居民没钱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需把握怎样的方向标

　　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认为，初次分配以促进提高效率为主，适当拉开差距，但要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原则，通过调节税收，如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平衡差距。对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或鼓励他们多为社会捐赠，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予以政府补贴、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倾斜，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来达到均衡目标。

　　关于收入分配均衡化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国家过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自我努力，就会导致依赖心理甚至‘养懒汉’。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

　　据贡森分析，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我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相同点，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我国有两个主要不同点，一是没有遗产税和完善的资本税，以减弱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体制还在建设完善中，还难以保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要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在于中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以及建立健全税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听任“完全的自由市场”自动修复，也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初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