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后，温州梅雨不断。即使你没有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内核，只是路过，也会发现，一种蓬勃的活力已经从地下通过各种载体，不断地冲击着人的感官：路边旺发的寄售行、隐落在写字楼里的投资咨询公司……
这些，其实都是民间借贷的载体。

　　我来自这座城市，反观这里，发现温州的银行越开越多了，但是，民间借贷时而激越，时而沉缓，与正规金融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这一波，民间资本看上去占据了上风。

　　套用几名企业经营者的话——“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大伙都心知肚明”。关于他们的资金交易，在会所里密谋，在饭桌上商谈，甚至，就在街边敲定。资金由此在区域内外交流。

　　实际上，温州已经形成了一个“资金集散地”。

　　这些景象，不由得让我想起在上海崇明岛参加的一个温州民间资金论坛上，温州籍的创投界人士林阿信说：“温州就是一个民间资金集散地，这种勃发的态势不亚于改革初期前店后厂式的制造业。”演讲引起现场300多名在沪温商的掌声共鸣。

　　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希望他们再深层次地去阐释这股活力，他们却总是言难达意。如今走进这个城市的街巷，才猛然感悟，这果真是前所未见的无比活跃的资金市场生态。

　　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经营者们也是如此躲闪着，资金市场实际上生长在遍布温州的各个家庭里。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三段后，结束了“资”、“社”的抽象争论后，这股活动迅速集结，迅速长成了一垄垄芳草。贸易市场总额、市场成交总额、商品注册商标总数等跃居全国第一，“温州模式”由此扬名海内外。

　　实际上，众所周知，温州民营经济的背后是活跃的民间借贷。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在民间金融的孵化下开始走强。当地的经济发展攀附于正规金融军团和民间金融这“二元”金融运行。金融危机前，当地农村合作银行陆续组建，规模不断扩大，正规金融军团日渐强大，民间金融趋于势微。
但金融危机前后，这种局势开始转变。

　　危机给了见缝就长的民间资本以机遇。此次，他们焕发出如同改革初期的热情，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温州几乎全城参与资金生意，资金所攀附的载体五花八门。危机之后，正规金融逐渐被民间金融所排挤，民间金融逐步从将息状态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如之前的担保公司越权进行资金交易，寄售行明为寄售，实则行典当之实。此种隐晦也犹如当年，令地方监管部门束手无策。打它，它像耗子到处跑；不打它，它如同苍蝇嗡嗡叫。

　　而且，现在这个区域的民间资本越垒越强了，从2004年人民银行测算的3000亿，至如今的6000亿家底。据说这份家底起码有一成在参与借贷。

　　其实，这个平台已经招引了境内外的资金供求者参与。这批人中，不仅有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本地人士，也包括有裙带关系的相关人士。

　　民间借贷，在很多人眼里一直是有神秘色彩的灰色地带。但是，它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特殊时期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比如在银行贷款难求的时候，它就成了中小企业寻找资金的救命稻草。但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和有效监督，民间借贷也很容易滋生高风险。如何对民间借贷进行合理疏导，就成为摆在金融监管部门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