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形势下的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刚性制约，更艰巨、更复杂、更具考验性。
当前阶段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是在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等新形势、新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刚性制约，复杂性和艰苦性严峻考验着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
首先，资本积累能力下降，转型投入资金缺乏。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旺，企业效益下滑，资本积累能力下降，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减少，使地方支持企业升级、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资金明显不足。以山西省为例，今年一季度，山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比去年同期低6.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从投资来源上分析，开工不足、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导致企业的自筹资金同比下降了40%；从反映技术改造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来看，前3个月的仅完成投资67亿元，同比下降4.3%。
其次，经济要素短缺，转型发展支撑能力不足。
当前各地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是依赖于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投产，而这些重大项目普遍需要相应的土地、环境、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和条件支持，但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工业用地紧张、环境容量不足、水资源短缺、人力资源不够丰富等问题难以一时解决，客观上迟滞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和质量。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煤化工项目、重大装备制造项目，动辄需要几百亩、上千亩的土地，而日趋紧张的用地指标使地方政府左右为难。如中西部某省，其一年的用地指标为10万至11万亩，而仅在建的3000公里高速公路就占用了8万亩，可控的工业用地指标被压得很小。另外一个地级市境内在建的一条高速公路，竟将全市当年用地指标全部占完，一些投资几十亿的产业调整项目处于无地可用的“窘境”。
第三，日趋加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形成“硬约束”。
专家指出，一方面，长期以来，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了我国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今年又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碳减排的责任越来越大。这使我们面临的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新一轮以投资为主导的结构调整中，既要尽可能加快项目建设以拉动结构调整步伐，又要坚决防止“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上马，真正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第四，创新能力不强、动力不足仍需加大鼓励扶持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出口并以加工制造为主，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这种历史形成的创新能力不足问题难以迅速改变。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漆先望认为，由于创新和研发工作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积极性仍然不高，即使是当前最火热的多晶硅和风电机生产等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也都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四、缺少有望引领经济实现新一轮高速度、长周期增长的“亮点”。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全球产业结构布局的“洗牌”过程，有的被淘汰，有的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轮世界经济长、短周期都进入下行阶段，更是一次全球产业结构布局重新脱胎换骨的大调整，所有国家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都有机会寻找并占领新一轮高速度、长周期增长的“引领产业”，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能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漆先望认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亮点”，有时是一种体制变化，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时是一种产业支撑，如汽车产业、房地产业等。近几年来，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给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蕴含了很多的机遇，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推广，既可有效缓解能源短缺与气候变化带来的约束，又可能形成巨大的市场潜力，可能成为占领“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然而，由于目前新能源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我国尚未制定出台具体的新能源应用鼓励政策，而且财政资金未来有没有钱补、能不能补到位等都令人担忧，所以我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商业开发前景仍不明朗。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许多体制机制性问题有待破解，数以亿计农民工变市民问题无法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工业集约化进展艰难，这些都让城镇化的引领能力变得扑朔迷离。
专家分析认为，以上种种问题和难点，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形成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和金融危机后新形成的一些阶段性困难的集中暴露，重复建设和“一哄而上”、投资过度超前等问题，实质是因地方政府以追求GDP为最高目标所导致的；各种刚性压力的产生，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整体转型过程中，必然要为此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付出的代价。(参与撰稿记者丛峰、陈忠华、刘军、张先国、车晓惠、孙英威、李伟、周国洪、吕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