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意外，最近出炉的“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会让“中国世纪”信奉者倍感鼓舞：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企业共有43家创纪录地入围全球500强，并首次跻入前10（中石化排名第9）。而在10年前，仅有8家中国公司入榜。与之相对，美国公司以140家虽仍雄居榜首，但却是“财富全球500强”推出15年来上榜数新低—全球经济危机正在让企业实力的天平明显向东方倾斜。

同样毫不意外，中国上榜企业以国有垄断企业为绝对主体的事实让一直抱怨民企生存环境艰难的批评人士又找到了靶子：中国民营钢铁企业沙钢的上榜虽能弥补民营领域旗帜企业联想集团的落榜缺憾，却仍无力改变中国“对内开放”进展缓慢、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上遭遇诸多不平等政策限制的现实。

这样的反思有其现实意义，但本质上仍是中国企业（所有类型）对规模迷恋的旧式思维的映射。以销售收入为依据的“财富全球500强”是以规模论英雄，这种意识形态自500强榜单诞生以来一直就处于争议中，当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则使其科学性受到空前质疑。

事实上，财富500强榜单的自身变化即能说明问题。以专门针对美国企业的财富500强榜单为例，自1955年首次编制以来，共有逾2000家企业出现在榜单上。某种程度上，它见证了美国制造业的式微以及服务和高科技业的兴起，的确是折射美国经济变迁的一面镜子。但众多企业从榜单的滑落甚至消失也充分证明了大未必强，而像通用汽车这样多年稳居前三甲的大企业在今年走向破产保护，则是“大而不能失败（too big to fail）”的规模迷恋悲剧的极端演绎。

既然如此，是不是另一种范式反思—企业应该更注重利润而非规模—在当下显得更有说服力？答案亦是否定。安然丑闻的教训已足够深刻，对高利润增长的过分强调有可能让企业领导人去违规粉饰账面。 眼下的欧美信贷危机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利润迷思敲响警钟。包括雷曼兄弟和AIG在内的近10家华尔街企业从今年的“财富全球500强”榜单消失。从可作MBA教科书的众多抨击“华尔街贪婪”的深度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对利润的过分强调，让昔日的“宇宙之王”们去竞相提高杠杆比率，追逐有毒资产，忽略了风险的存在（尽管他们并不乏看起来完美的风险控制机制）。

在这个瞬息万变、不进则退的全球化竞争时代，衡量中国企业实力的真正有效标尺既非规模也非利润率，而是其全球竞争力。这样的考量，测试的不仅是企业最直接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金融危机的华尔街最大赢家高盛集团堪称是对“竞争力”的最佳诠释。高盛在交易业务上的瞩目成功引起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等对手的纷纷效仿，但这些效仿者并不具备高盛般严密而精细的风险控制机制。正是这样的机制让高盛能在同行的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仍能赚取高额利润；尽管危机的恶化也曾让其季度业绩出现亏损，但在危机触底之后，它还是凭借精良的电脑交易平台在波动的市场上恢复强劲盈利，再度迅速甩掉同侪。

最可资中国企业镜鉴的案例是联想集团。它在去年“财富全球500强”榜单的入围以及今年的落榜再清楚不过的证明了，中国企业固然可以通过并购的手段迅速把规模做大，但如果不能掌握在险恶的国际市场生存的能力以及打造一个真正受尊敬的国际化品牌，这样的荣光只能稍纵即逝—对参与全球竞争的所有选手来说，这是一个跟所有制无关的公平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