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紧迫性更显突出。记者近期在10多个省份调查发现，在国内国际多重因素作用下，结构矛盾呈现八大并存特征，部分产业出现“逆向调整”倾向。此外，体制机制存在的六个不适应因素妨碍结构调整取得更大实效。有关人士认为，今明两年需抓住难得的机遇，争取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避免经济矛盾向社会领域传导，威胁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

    结构矛盾呈现八大并存特征

    结构调整贯穿于经济运行始终，自1993年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所受冲击集中暴露了我国产业链不完备、工业附加值不高、技术储备不足、对资源与外需依赖过重等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更显突出，呈现八大特征。

    一、 从产品结构看，产能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目前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现象加重，并可能导致基础设施部分能力闲置，一些产业出现“逆向调整”倾向。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钢铁产能过剩1.6亿吨，但今年3月却成为钢材净进口国，5月钢材钢坯进口量达100万吨。全国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达3亿吨，仅今年4月投资达129亿元，同比增长65%。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因国外企业大幅削减产量而导致供给短缺。据湖北随州波导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丁清泉介绍，世界手机市场今年预计萎缩6%，而美国芯片减产50%，从而导致单价从1美元上涨到3美元。服务业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消费意愿，比如为生产服务的产业刚刚起步，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的“银发产业”还处在萌芽阶段。

    二、 从组织结构看，行业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受金融危机冲击，在电力、石化、煤炭、民航等行业，国有企业因财政扶持闯过难关，不少民营企业却折戟沉沙。行业垄断性进一步增强，资源性产品价格弹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调控空间受限。同时，因市场萎缩，纺织、电器、电子、钢铁、机械制造业等行业过度竞争态势加剧，利润率普遍下降。

    三、 从空间布局看，梯度转移与同质布局并存。从今年前5个月投资和贸易额看，中西部增幅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天津、福建等沿海地区“第二梯队”也逐渐发力，支持全国经济触底回升。另一方面，各地同质布局现象严重，区域分工不够明晰，像电子信息、汽车板材、动漫等在众多省市均有大项目上马。

    四、 从传统产业看，规模扩张与要素制约并存。投资拉动和刺激消费的各项政策产生明显作用，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扩张态势明显，但受资金、人才、品牌等要素制约。农业领域内涵单一，农产品加工业缺少资金投入;重化工领域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稀缺;消费品领域缺乏普遍认可的品牌。

    五、 从新兴产业看，单兵作战与重复建设并存。“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动权取决于新兴产业的发育程度。在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我国已产生了不少居世界前列的成果。各地根据个别技术大上项目，搞单兵作战，但由于缺乏系统性和配套能力，技术成果难以转化为产品产业优势。从全国范围看，存在高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六、 从市场主体看，重组加速与联动不足并存。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金融危机倒逼的双重作用下，各类企业合纵连横、兼并重组的高峰期已经出现，但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上下游一体化经营还不多见，产业战略联盟远没形成，缺少“行业领袖”。

    七、 从应急效果看，利润下降与收益上涨并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1.5%，股份制企业下降24.1%，外资企业下降22.4%，私营企业增长2.4%。这一状况反映出不同企业市场应急机制和能力的差异。

    八、 从投资结构看，财政热投与民资蛰伏并存。有关部门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万亿元，同比增长32.9%。有关专家估计，约46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谨慎观望，其中包括约26万亿元的企业和社会资本。近年来充当投资主力的民间资本处于蛰伏期，将直接影响到就业容量的扩大。

    六个不适应因素妨碍调整实效

    就现阶段的形势与任务而言，结构调整是应对各种经济风险的治本之策，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所在。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适应性”，妨碍结构调整。

    第一， 规划硬约束力弱不适应产业的科学布局。我国产业结构现状与“十一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写得科学，干得不科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到主要产业规划，缺乏执行主体及检查督办制度，从而约束力不强，这是造成结构战略调整“调不动、调不好、易反复”的主要原因。规划失效导致产业布局不科学。国家有关部委的一位干部说，很多地方上项目存在“急迫型”和“饥渴型”，动辄请出省领导来跑项目，给审批部门带来压力。有的地方干脆不上报，县市越权审批后就违规上马。比如钢铁产能在4亿多吨时国家有关部委就停止了审批，但后来还是新冒出了2亿多吨。正在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项目中，一些项目前些年由东部沿海地区上报被否决，现在又由中西部省份报了上来。

    第二， 问责制执行不力，缺乏实施细则，不适应产业的动态调整。“现在没人愿意当‘黑脸’，上面不杀一儆百，下面就会集体闯红灯。”一些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复建设的负面效应一般出现在项目建成投产之后，此时决策者往往已经调离，因而问责制显得尤为重要。但近年来鲜有因经济工作失误而受处理的干部。部分基层干部反映，由于违规发展的成本较低，“闯红灯、撞红线”成了一些地区超前发展的“秘诀”。这些“不听话”的地区因为抢占先机，反而提升产业层次，扩大发展规模，刺激其他地方争相效仿，“政策红线”因此屡屡被突破。

    第三， 考核指标设计不适应产业政策的落实。一些结构性指标和重要社会发展指标应列入地方干部考核体系，以保证产业政策的落实。比如，居民消费率、城乡差距指数、基尼系数等，既是经济结构的先导指标，又是社会矛盾的预警反映，需加大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同时，考核要突出就业率的重要性，逐步扩大群众参与面。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说，经济结构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合适与否之别。从我国国情出发，需将产业分为补贴产业、“零税产业”、创税产业、创汇产业等不同类别，实施区别对待。对农林业继续加大补贴力度，对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零税率，突出其解决就业的功能。

    第四， 就业和稳定的压力不适应利益格局的调整。调结构难在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难在牵涉就业、稳定等重大问题。“结构调整年年讲月月讲，遇到上访就不敢讲”，一些基层干部坦言，因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积怨较大，近几年淘汰落后产能已不像当年砸纺锭那样彻底坚决。一遇到市场转热，那些名义上被关闭的企业很快会死灰复燃。

    第五， 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不适应企业的公平竞争。目前市场秩序尚不能让各类企业充分实现公平竞争，不能及时实现优胜劣汰，尤其是消费市场执行质量标准不严，给了落后生产力相当大的生存空间。一些国有企业的干部说，国有企业因环保、质量、员工工资等方面投入巨大，有时无法与在这些方面约束较松的民营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甚至出现“自律者自戕”的现象。采访中，法治环境是企业家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湖南一家公司自主开发的泡沫镍相当于混合动力汽车镍氢电池“芯片”，拥有36项专利技术。三年前，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窃取该公司的技术，并利用自己垄断镍资源的优势打价格战，抢占了35%的市场份额。该公司董事长表示：“我们打维权官司打了两年多，对方都承认侵权，但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时至今日仍没结果。”

    第六，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不适应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相当于1993年以前5年的支出总和，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急剧上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与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相比，社会公共管理尚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导致了内需“启而不动”，消费“激而不活”，实体经济难以贯通三次产业。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课题是要形成耐用消费品消费模式所需的制度条件，同时建立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向传导”和“相互恶化”。

    动态把握结构调整出现的新迹象新变化

    今年以来，中央一揽子计划的实施给结构调整带来了难得的动力和机遇，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的迹象和变化。

    一是经过金融危机的“挫折教育”，各级干部对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在形成共识，自觉性不断增强。“今天不抓调整，明天就会被调整”，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是一次高速发展中的调整。我们必须在产业优化升级上有大的突破，才能做好抵御更大风险的准备。

    二是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使需求格局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中，今年前5个月，出口负增长，而国内消费保持15%的增速，但其可持续性值得关注。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中，公共消费领域和准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尤其是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其他民生性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加快，对长远拉动个人消费具有积极作用。

    三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比重提高，服务和金融资本不适应产业资本成长的局面出现改观迹象。从产业发展看，一般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金融商贸、教科文卫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从行业发展看，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低能耗、高技术行业开始出现加快发展趋势。珠三角、长三角一些企业开始调整投资方向，转移生产领域，部分放弃一般加工业，扩大中高端制造业。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新变化，才出现了GDP增长快于工业增长，而社会用电量增长明显慢于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现象。

    四是中西部经济比重提高，产业转移呈现要素配置更加有效率的特点。支持全国经济触底回升和结构调整的地区力量，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和前期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东部地区如天津、福建等地。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劳动力密集区转移的趋势明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说，东部经济增长减缓时中西部经济加速，出现区域经济“景气交叉”，可减缓总体经济下滑趋势，并将出现中西部推动东部走出困境的情景。

    与前些年相比，新一轮结构调整所处的国际背景已发生变化。金融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加强贸易保护，召回部分工业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我国获得高附加值的国际产业分工更为艰难，外需对产业升级的拉动力降低。“撕掉依赖出口这张膏药，结构扭曲的伤口更加醒目，在注射了投资的强心针后，中国经济需要补血剂进行调理。”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梅松说，发达国家产业收缩、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的压力，迫使我们必须抓住产业链中最富价值的关键环节，实现国产化配套，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价值链，防备“拉美化”产业畸形的陷阱。(参与撰稿记者张先国、孙英威、李伟、丛峰、车晓惠、陈忠华、刘军、周国洪、吕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