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部门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瞭望》：所以您就给中央领导写信来表达您的看法？

　　谢辰生：是的，具体写过多少封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和文物有关的。其实不是我喜欢写，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我也知道中央领导们都非常忙，不想打扰他们，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给他们写信的。比如说前面说的那些事，虽然文物部门强烈反对，但所有这些事都是当地政府的决定，文物部门的反对往往起不到多少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文物部门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瞭望》：那中央领导对您写的信有什么样的答复？

　　谢辰生：幸运的是，我写的信，领导还是重视的，都作了批示。像这次，温总理就在批示中指出，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要求有关部门要引起重视，正确处理发展旅游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还有在2002年，我为前面提到的事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也写了封信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之后他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上述做法是错误的。他还在视察陕西工作时亲自向省里指出，应当及时纠正。

　　此外，在当年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过程中，针对上述情况，特别增加了第24条，明确规定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资产经营。

　　《瞭望》：既然法律已经有了规定，为什么今天又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呢？

　　谢辰生：首先，必须承认，法律出台之后，旅游公司兼并文物单位的势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制止，但是并没有消除。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仍然没有纠正，听说绍兴至今还是“企管政”，而且在其他地方又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

　　所以说，尽管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尽管有了高层领导的批示要求，但一些地方依然是熟视无睹、我行我素。这说明，在法律和政策的执行上，在相关责任的追究上，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保护主体的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缺乏执法权威。

　　《瞭望》：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