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强调要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5月30日《人民日报》)

    应该承认，“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的提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种本应成为常识和制度理念的做法，在现实中已经被严重扭曲和异化，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把“维权”和“维稳”对立起来的征兆，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民内部的问题用人民币解决”在不少地方成为尴尬的现实，并且整个社会陷入了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当把“维权”和“维稳”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接路径选择，而是背离。这些都是“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被扭曲和遮蔽的结果。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何以避免“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的纸面化和成为空洞的口号。更直接的问题是要靠什么实现“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的制度化落地？

    当下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并且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渠道匮乏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来维护权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稳定变得脆弱，维稳压力日增，政府公民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敏感点越来越多、政府对稳定问题似乎也越来越焦虑。这是不少地方把“维权”和“维稳”对立起来出现的大背景。

    事实上，在把“维权”和“维稳”对立起来的背后是漠视公民权利，遮蔽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为了所谓的稳定，公民权利和利益成了可以压制和牺牲的对象，殊不知，当公民的权益被压制时，恰恰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开始，是在为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和纠偏价值，关键是要如何落地的问题。

    落地的前提之一就是建立利益表达通道，扩展利益表达空间，让人们永远有一个表达利益的制度化平台，这是一个社会走向稳定和繁荣的底线。事实上，利益诉求的合法有序表达，是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落地的前提之二就是要认识到，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是常识的重申，也是消除把“维权”和“维稳”对立起来的必然选择。

    有人认为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并非如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社会冲突也并不一定会影响经济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站在这样的角度，笔者以为，“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如何实现制度化落地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维权、维稳和社会发展是三位一体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