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王真)继4月A股领跌全球后，进入5月，A股颓势不改。昨日全天呈单边下跌走势，午后开盘不久即跌破2800点，全天大跌逾百点逼近2700。至收盘，沪指跌117.45点，跌幅4.11%，报2739.70点，收盘价创近8个月新低。深成指逼近万点大关。这也是不到一个月的第二次市场暴跌，上次暴跌是在4月19日，当日下跌4.79%。
    本轮下跌始自4月15日，当时点位为3181点，至昨日收盘，15个交易日里沪指跌去426点，跌幅达13.47%。对于近期大盘的不断下跌，采访中，申银万国首席分析师桂浩明表示，一是境外市场(欧美股市、油价等)不断下挫；二是流动性收紧政策；三是房地产新政对地产股和相关产业的打压；四是市场上如农行上市等新股融资和再融资的压力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下周4月经济数据出炉，机构普遍预计CPI为2.6%，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
    而对于后市，记者连线采访中，天相投顾分析师仇立英认为，可以预计的是，下半年很多企业的收益将减少，由于房地产是经济的引擎，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将辐射金融、钢铁、水泥、机械等诸多领域，故而A股短期仍难走出疲态。
    而对于市场忧虑的企业收益方面，国内首只明确提出将产业升级作为投资目标的华商产业升级基金人士胡宇权表示，为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今年陆续出台的产业升级相关政策开始逐步细化，执行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在没有新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下，产业结构调整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投资机会。
    对于深度套牢的投资者，采访中，上述分析师给出建议,未来市场将是一个探底-反弹-再探底的反复震荡过程，而下行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政策及加息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房地产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将继续给市场带来压力。在当下市道中，投资者最忌频繁换股，弃弱逐强。

河北收入如何跨越分配不公这道坎？
记录收入分配不公的微观缩影

本报记者 付薇

    收入分配的不公，是河北人均收入少的又一个原因，而且很重要。市场化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居高不下等等。
    下文要提到的刘阿姨是一个很快乐的人，50岁出头了，笑起来依然开朗年轻。收入分配制度的很多问题她都遇到了，但她从不纠缠于自己大半辈子“干得多、挣得少”，也不计较体制的不公，不纠结别人比自己富裕。但无疑,我们的社会理应让这些不计较、兢兢业业的人们分配得到更多一些。在我们的周围，“刘阿姨”还很多。

大半辈子“干得多挣得少”

    5月3日中午，刘阿姨(化名)忙完半天家务后，坐在沙发上休息。她这两天常常想起一个老同事说的话。这个老同事是前两天在街上遇到的，她告诉刘阿姨，现在单位很不景气，上一个月班，发到手里才700元。
    刘阿姨内退6年了，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也已经快一年。退休前，她是石家庄某棉纺厂的一位挡车工。
    老同事跟刘阿姨是同一个车间的挡车工，她深知辛苦。但让她不解的是，2004年她还在上班的时候，工资就是七百七八，现在都过了6年，没想到还是这个水平。“而且，现在比我们那时候还辛苦。”刘阿姨说，她上班的时候是四班倒，现在是三班倒。等于上完一个夜班、早晨八点半下班后，转过来第二天就上白班，比她上班的时候少休息了一白天。
    “你不知道，夜班上到半夜四五点那会儿，困得都没法儿，浑身又软又不想动弹。”
    挡车工要在织机前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检查织机，防止断线出现次品。据估算，一名挡车工一天要走近20公里路。然而从分配角度来看，纺织工人是典型的“干得多、挣得少”。
    刘阿姨说的情况，记者从一位棉纺厂中层干部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现在棉纺厂很多基层职工的月收入就是在七八百元左右，加上单位交的保险部分也不到一千元。“现在是三班倒，少了个班儿，更累了，那这收入等于是……”他笑了笑，不肯再说。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像刘阿姨和她的老同事一样，一直挣扎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

跟其他人差得越来越多

    内退后，刘阿姨找过几个临时的工作。从一年多以前开始，她在一个事业单位找到一个帮忙的差事，做些打扫和杂事。环境的变化，让她观察到一些以前从不注意的事。“事业单位和我们工厂(的工资)就差出数儿来了，正式工两三千呢。”
    还有一些“差出数儿来”的事，是刘阿姨无法注意到的。
    刘阿姨居住的小区正在新建三期，王明(化名)曾经关注过那里的房子，想买一套。
    他们并不认识，因为刘阿姨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房子，也不会去看，自然不会遇到王明。她从没有想过把丈夫厂子分的属于最后一拨福利房的老房子换掉，即使新房子就在离她的家一街之隔的地方。她和丈夫在老房子里住得很满足。
    王明今年31岁，是石家庄一家国有银行的科级中层。他的年薪在10万元左右，购买力与一生大部分时间月薪只有几百元的刘阿姨不可同日而语。
    在王明所在的单位，最基层的职工，月薪是三四千元。王明说，行跟行之间不一样，总行和分行也不一样，好一点的银行可能更多点儿。“(我们那里的)老员工一般都享受了福利房，有的可能夫妻都分到了，也可能后来又自己买套改善居住条件的商品房。”
    近年来不同行业间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才是真正“差出数儿来”的事情。刘阿姨不太了解，棉纺工人与企业高管、公务员、教师这些不同群体，棉纺业与金融、电信、电力、石油这些垄断行业，其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她只知道，与工人们不同，“人家好多人干得少，挣得多”。

收入是如何缩水的

    河北省棉纺职工的收入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被落下的。
    刘阿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每月还拿几十，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拿几百了。“孩子初中的时候，厂子里效益挺好，涨工资涨得挺勤，那是1995年左右吧。”
    不过，过完那段日子，工资就没怎么涨过。“从五十年代建那几个国营棉纺厂开始，那就是好单位！我们都很羡慕，那时候讲究国营大厂嘛！”曾经在一家区属棉纺企业工作的老方说。
    她1987年从那家小厂调出来，开始在商业单位做售货员。从1998年开始，她的收入有了一个质变，从几百元涨到了1000元以上，“好的时候有一千五，比我家那口子还多好几百，觉得在家里特有地位。”老方边说边笑。
    那是因为老方所在的单位被个人承包，工资体制有了变动，从工资加少量提成变成了完全靠销售收入来提成，提成的百分比也变高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石家庄的商业就因其灵活的改制以及改制所带动起来的收入等项目改革将昔日的棉纺大厂抛在了身后。
    其实，这个时期，国内曾经的纺织大市也已经在悄悄变脸。几十年前中国规模较大的纺织基地如上海、青岛、天津等地，有的彻底与纺织行业告别，有的转向生产高档面料，朝着高附加值方向靠拢，唯独石家庄一直“坚守”在初级的纺和织的层次，同时坚守的，还有国有企业的老体制和老感觉。“老国企，包袱重，利润除了投入再生产，还得支起整个集团一大摊子事儿呢。”一棉纺厂中层干部说。

背负着下一代的保障难题

    如果说上班的时候，刘阿姨作为一名最普通的棉纺工人，承担了体制造成的收入不公，那么退休后，拿着退休金、享受着医保，是否相对公平？
    其实，对于刘阿姨一家来说，现在是家里收入最好的时期。当说到这个问题时，刘阿姨显得很开心。
    刘阿姨说，现在家里的财务状况是：她每月的退休金1300多元，打一个零工六七百元，加起来将近两千。她的丈夫还在工厂里工作，工资一千六七，两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3500元以上。家里唯一的儿子去年底结婚，夫妻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不到3000元，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不成问题。
    然而，在比较宽裕的家庭收入背后，有一个不宽裕的现实：儿子结婚用去了家里的绝大部分积蓄，而且儿子和儿媳两个人的工作都不稳定，所有保险费用都要自己负担。“儿子结婚用了八九万，这还不包括买房子，因为家里有套老人留下的老房子。”刘阿姨说。
    这样一来，多年的积蓄都用在了这件大事上。而且，下一代的社会保障缺位带来的压力转嫁到了刘阿姨夫妇身上。“孩子一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就得交5000来块，他媳妇的情况一样，单位也不给上保险。”刘阿姨说，两个孩子挣得都不多，一个月薪1200元，一个1500元，再为以后生小孩攒点钱，老人还得补贴他们一些。

    刘阿姨每月的1300元退休金，在石家庄属于比较低的退休金水准，而且刘阿姨夫妇还要为自己攒出老年后可能产生的看病花销——— 即使有医保，也需自己负担医疗费的三成左右。所以如果不打零工，生活并不宽裕。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问题，在刘阿姨家两代人、尤其是她的儿子儿媳身上体现得相当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