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风险根源

    从对危机性质的判断来看，本轮危机并不是由金融领域的局部非系统风险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的全球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失衡所引发的全球利益分配差异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强制性调整。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中的种种风险都与全球经济的失衡相关联。那么这次危机进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对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调整呢？

    这要取决于对这次危机性质的另一层意义上的考察，即这次危机是一次全球经济的总危机还是一次周期性的危机。如果是总危机，那么危机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全球分工格局、技术范式以及全球“中心—外围”格局的变化上。如果这次危机只是总危机爆发之前的周期性危机的调整，那么，其结果并不是对现有格局的改变，而只是量的微调，具体形式会表现为价格向价值（或均衡价格）的趋近、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趋近、经济的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的趋近。从2007年以来经济危机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中就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以及这次经济危机并没有引发全球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次危机的性质属于总危机爆发之前的周期性危机的调整。

    无创新复苏难改全球经济格局

 　在周期性的危机调整之后，国际经济的大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结论的得出在于我们对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的判断。目前以美国为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日德为高端制造业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为低端制造业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全球经济失衡规模的扩大，就全球范围而言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其一是信息技术创新高潮的出现，其二是美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的金融自由化调整的成功。就技术创新而言，信息技术的出现，不仅创造出了包括无线通讯、个人电脑、网络交易等多个新兴的需求领域。同时，信息技术推动下所形成的全球网络生产体系，也促进了生产外包等新型产业转移途径。正是在这样的技术创新推动下东亚中高端产业的制造业中心才得以形成。

    然而，通过对OECD国家基础创新的周期性发展趋势的考察，我们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仍在提高，但增长率开始逐渐趋稳。而与此相反，研发的产出量（我们用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却呈现出了倒U形的下降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产业创新高潮退却的过程中，人们所期望的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替代能源领域中专利申请数量在2000年之后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同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领域的专利技术数量的增长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现象说明，在信息革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衰竭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替代性的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新能源的技术革命。据此，我们认定缺乏创新基础的经济复苏，不会改变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全球经济格局。

    全球经济再平衡引发三大变化

 　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不变的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主要表现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各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的变化上。从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到经济复苏的现实过程来看，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可能带来三方面的主要变化：

    欧美经济虽然在内部供求结构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美国的服务业构成中金融与商业相关的服务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类服务业具有可贸易性。因此，美国不可能彻底地放弃这一领域的贸易优势，转而去发展制造业。而欧洲的服务贸易的供给结构中，建筑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类服务业不具有可贸易性。当欧洲内部对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低于供给增长时，欧盟内部资源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因此，欧盟内部的再平衡一方面会进一步摆脱美国的需求冲击，同时也会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被边缘化。

    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技术构成中端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高端产品的制造业中心——日本和德国的外需增长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而低端制造业中心——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外部需求的上升仍具有一定的空间。

    尽管美国在本轮危机后的金融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美元在新增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与美元汇率变动的相关性规律被打破。但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由于欧洲经济的基本面因素与美国相去甚远，欧洲要替代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欧元替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仍然不具有现实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经济的表现给东亚国家在未来国际金融领域变革过程中地位的提升留下了空间。但是，东亚国家要真正替代美国的角色，目前也不现实，因为东亚国家在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上尚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再平衡阶段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外部风险

 　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不变，而全球经济再平衡又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的背景下，中国因素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最令世人关注的热点。然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最为主要的风险在于：

    国际分工格局中错误定位的风险。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外围制造业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本轮危机而改变，只要国际分工的大格局不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中国在技术存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的转变。

    红利争夺的风险。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格局不变背景下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参与国的关注点将从全球利益的创造转向全球利益的分配，其手段无非在于贸易保护和汇率调解，这两方面的压力会在未来不断地显现出来。

    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有所恶化，外部资金供给的短缺以及借贷成本的不断上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以维持。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新的技术和制度形式创新的迹象并不明显。在中短期内，美国经济很难出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外进口需求已经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伴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在新一轮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再分配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优势尚不突出，所面临的外部竞争也必然有所加剧，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面临着较大的外部需求冲击。

    政治风险。这也许是中国最需要关注的外部经济风险，由于目前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部经济失衡，这种情况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失衡中首次出现。根据历史的经验，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再平衡过程，除了国家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和联动性之外，共同的观念和制度协调框架是促使经济协调方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失衡的调节，非经济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再平衡的可选择手段。但应该注意的是，中美两国作为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合作伙伴。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都在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多，采用非经济手段来达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对于中美两国均是弊大于利。因此，中美两国应继续加强和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避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切实防范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相互转化。

    三招应对外部环境转变

 　虽然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定位仍然在于国际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稳定和巩固。但从长期来看，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约束会进一步显现。因此，我国依靠大国经济优势走外需拉动的小国经济路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要以内需推动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侧重。

    我国应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流动性繁荣逐渐退去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既为缓解企业不断趋紧的融资约束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也是国内需求替代外部需求继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关键。对此，我国应在积极促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最大可能的降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动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

    积极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在全球经济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转向利益分配的背景下，利益分配的大小与不同国家间经济实力以及相互依赖程度有关。虽然从个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为对美国经济的单向依赖，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美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样非常明显。因此，区域经济合作是维护外围国家应得利益的有效途径。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加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区域经济带的紧密依托为基础，努力构建全球多极化的制衡体系，切实维护我国所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

    我国应以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逻辑起点。我国外部需求的增长动力在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居民收入提高的内在要求则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逻辑起点则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整个出口产业的附加值将有所增加，这为行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继而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同时，出口产品质量和结构的提升，有利于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维持我国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继而为外部需求的持续增加提供必要的动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东海证券研究所 执笔人：雷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