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年罕见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几乎各经济体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应急措施。既然是应急措施，自然不可持久，当世界经济出现恢复常态增长的迹象时，各国都在议论这些应急措施的“退出”问题。如果说，中国能抗过这场衰退，实现了既定的增长目标并率先出现恢复增长势头，主要是靠研判准确、果断出手刺激经济措施的话，那么在“退出”时，面临的考验将是能否以高超的艺术，自如运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工具。

    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的前提是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当美国次贷危机入侵实体经济，华尔街的精英们抱着装有自己私人物品的纸箱子，黯然离去时，几乎所有的权威机构都认为，一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来临了。中国企业也从海外订单情况清楚地感受到这场衰退。由于“情况明”，中国能“决心大”，凭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庞大公共资源和特殊的体制优势，果断出手推出经济刺激措施。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同进入衰退时陡然急降的形势不同，世界经济复苏之路漫长曲折。目前只能说，前景依然扑朔迷离。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明朗化，中国将遇到的外部市场环境能否恢复到衰退前水平也难下定语。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更为复杂，庞大的刺激措施，保住了增长势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衰退前已经出现的结构失衡现象。这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外部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审时度势的难度。这就要求中国刺激经济措施“退出”时要格外小心谨慎，逐步淡出。

    与市场体制比较完善，经济结构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刺激经济措施的推出和退出时的政策目标要复杂得多，因此在启用和退出各种政策工具时要运用更复杂细腻的手法。在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坚决捍卫私有制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在防破产、保就业和防过热、反通胀之间抉择，而把发展什么行业，压缩什么行业的结构调整任务交给了自由市场制度。因此，衰退袭来时，为防止花旗银行这样的大企业破产，美国政府动用千百亿美元的公帑将其“国有化”。危机过后，花旗性命无虞了，当然可以毫不踌躇地撤资，将其交还私人股东继续去赚钱。

    从官方媒体的提法中可以看出，中国动用刺激经济的财政、货币工具之初的目标指向就是“保增长、保就业”，但很快就加上“促调整”的政策目标。因此，在当刺激经济措施真的需要退出时，要仔细区分哪些政策工具仅仅能发挥一时的“保增长”效用，而在“促调整”方面效用不大，甚至有所掣肘，从而决定各项政策工具“退出”的轻重缓急次序。此外，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中国经济来说，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新华社记者引述《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的评论说，“8%大体是政府认为要创造充足的就业增长、保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最低经济增速”)。在决定哪些政策工具要保留，哪些该退出时，中国应该多一番思量，即能从长远方面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又能满足“保八”的现实需要。

    经历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后，中国主要靠利用宏观手段，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功地实现了保增长、保就业、促调整的政策目标。笔者相信，情况需要时，中国也能漂亮的“退出”，从而让自己利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艺术升华到更高水平。（陈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