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

    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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