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北京6地块入市交易，总成交价达143.5亿元，并产生3个“地王”；3月17日，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4号、5号地再拍出50.4亿元高价，成为这一区域新科“地王”。

　　“地王”谁制造？

　　这些“地王”多被称为“央企制造”。

　　为何出现“央企地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央企拿地是因为自身创造利润压力太大。目前国内实体经济疲弱，微观经营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把钱投入股市、楼市，更容易获得利润。

　　在今年1月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提醒中央国有企业，要慎重进入股市、房地产和期货等高风险领域，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要规范程序，严格考核。从今年开始，国资委在对央企考核中将对非经常性收益减半计算。

　　对此，财经评论员马红漫认为，业绩考核指标的改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央企扩张冲动，但经济考核指标调整效果的显现速度缓慢，难以立竿见影浇灭央企炒地热情。

　　财政不能依赖土地收入

　　一段时间以来，当民众和媒体攻击高房价时，房地产商往往宣称“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费用越来越高”，房价与地价互为因果关系，使得政府土地出让的行为同“高房价”一起备受质疑。

　　中国指数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累加额为1.08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140%。

　　2009年，北京市国土局通过土地招拍挂合同地价款数额为932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实际上，由于合同签订和土地款到位需要时间、土地开发成本等扣除后，2009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实际完成494亿元，”北京市财政局新闻发言人孟景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针对人们的质疑，孟景伟表示，土地是稀缺资源，政府不可能把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点。土地出让金收入是纳入基金预算管理的，与一般预算相对独立，一旦取得，必须专款专用，不能用于非指定用途。

　　根据孟景伟的解释，土地出让金中，扣除约21%的开发成本，剩余的土地出让金中，各种政策性的安排占25%左右，比如10%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另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还有一部分是年底转入来年使用。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北京财政不能依赖土地收入，2010年北京市产业发展任务很重，要用产业发展带动税收增长，扭转财政收入重心逐渐偏向土地收入的局面。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认为，“地王”频现与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关系密切，招拍挂土地出让方式是高房价根本原因，要遏制房价，需要改变目前的土地出让方式。

　　2002年，国土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我国正式实施土地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制度。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暗箱操作”等土地腐败问题，制度创新意义不容否认。但多年的实践表明，“招拍挂”制度的执行偏差和“副作用”不容忽视。

　　根据国土部统计，2009年全国商品房用地出让交易中，采用招标方式占2%，根据“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买家的出让方式——拍卖和挂牌，分别占交易地块总数18%和80%。

　　王健林表示，实行招拍挂制度前的15年，我国房价平均年增长率为5.1%，低于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获取土地渠道容易，可能有腐败，但房价比较低，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后，出价高者得地。2004年到2010年，房价年均上涨10%多，涨幅是10年前3倍。遏制腐败的效果达到了，规范市场目的也达到了，“副作用”是土地价格被一再推高。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廖永林不赞同“招拍挂”方式导致地价上涨推高房价观点。他认为，地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拿地开发商对未来房价上涨的过高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林增杰认为，可以对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进行改革，采用“捆绑限价”模式，明确出让土地中保障性用房的比例和价格，在此基础上进行“招拍挂”，开发完成后由政府按约定数量和价格向开发商回收保障性用房；或者“分类出让”模式，将普通住房和高档住房用地“区别对待”，分别采用不同“招拍挂”模式。对高档公寓等用地采用“价高者得”模式，对保障房和普通住宅建设用地进行“综合评标”，综合地价、房价、户型、面积等多种指标，选出适合普通消费需求的开发商。

　　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土地出让房价低者得”方式。在土地竞拍中，政府先确定房屋面积和地价，然后让开发商竞拍，在同等质量情况下，谁的房价低就把土地卖给谁，专门机构检查质量，这样，既可压缩开发商暴利空间，也可以改善商品房供应结构。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