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召开“2008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本报今日摘发余永定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并向社科院世经政所及北大国研院致谢。

　　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正确

　　尽管目前各方对2003年以来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有不同评论，但2003年到现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是政策力度不够。因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个基本事实是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速度，尽管关于如何定义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就大家达成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尤其是2007年差距最大。这种形势下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短期经济波动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引擎，一个是对外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这两项在2007年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从历史数据看，投资和净出口变动相对于GDP变动都很大，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两块都极为不稳定，而且这两块变动的方向都一致，那么这个经济体就容易产生比较剧烈的波动。换句话说，消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变量，所以如果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很大，那么经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波动。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于央行采取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我认为货币政策在什么时候转变以及转变力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将2008年8、9月份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归结为我们过去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有失偏颇的。

　　以钢铁行业为例，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到，中国钢铁的急剧下降和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关的，10月份中国钢产量减少了23%，钢产量由6月份的4700万吨下降到3600万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急剧下降，这充分说明了钢产量下降与外需下降密切相关。更直接的例子是钢产量的减少到底由哪个因素决定，数据显示9月份减少钢产量的53%直接来源于钢铁出口的减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减少外，还有间接出口的减少，因为钢铁要用在集装箱业、船舶制造业，这些行业出口需求的大量减少，也就造成钢铁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总体而言钢铁出口减少对钢产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占钢产量减少的60%甚至更高。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有一些作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哪种钢生产量减少，发现用于建筑的钢材产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与出口减少的程度相比相对较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对钢产量减少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逐渐增加，但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口的减少。

　　从钢铁行业的分析可以推而广之，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同时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主要原因。尽管很多人强调，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仍然不能说这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总体上看，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说是紧缩政策和外部冲击的结合，由于我们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很多行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冲击造成的。而当初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希望让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应该说，当初的紧缩性政策也没有错，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策放松是否可以早一点，放松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点。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让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不要下滑太快呢？让经济增长速度不要下滑太快的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而不是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也不应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进一步背离已经好转的方向。

　　很多人提出应该刺激投资和刺激出口，但这两种主张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就投资来讲还有一定的余地，比如说中央所决定的，增加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能源方面的投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只有不丹这个国家高于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原来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个问题进一步发生。

　　以“铁本案”为例。2004年铁本被关闭，当时钢产量不到3亿吨，然而钢铁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当时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钢铁产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钢铁产能急剧扩大到6亿吨，如果没有当时调控，中国现在的钢产量或许会超过10亿吨。钢铁行业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钢铁生产中心，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这实际上不是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钢铁生产者仍然有这个积极性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汇率问题，既然每生产一吨钢能赚一百多美元，那么生产积极性就会急剧上升，而这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关系，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是这样，钢铁的过剩产能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过去之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现生产过剩，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个是房地产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另一个是建钢厂需要钢材投入，而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出口的高速增长，才导致中国过剩产能没有显现。而现在由于世界经济的急剧下滑，产能过剩问题就表现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扩大投资的余地，但这个余地不多，也需要小心谨慎。其次可以通过支持房地产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大高出日本和美国。不管房地产有没有泡沫，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我们不能用这么多资源用于房地产建设，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可能建立在钢铁和水泥之上。再次通过出口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也显然不行，我们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是67%，而出口占GDP比重超过 40%，日本相应比例也只占20%和10%左右，所以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远远领先的。还有一个是不能指望通过出口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出口顺差这个量非常不稳定，增长率在低点时达到-400%，高点时达到200%，所以通过增加出口顺差来维持经济增长只能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总之，不能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不能无限制地刺激固定资产投资，也不能刺激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高于8%和9%的水平上。

　　同时，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就否定过去旨在使我们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趋于合理的一系列政策，结构转变方向仍然需要坚持。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同时进一步地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应该强调财政政策应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曾指出，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对中国不利。沃尔夫先生认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率只有-5% 到-10%，通过双顺差积累的外部储备，投资回报率很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达到33%。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世界上靠资本流入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已经不愿再过度消费，各国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吸收中国如此庞大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的依靠外需来拉动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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