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烟台作了题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报告围绕世界经济体系和我国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冲击、我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等方面作了精辟透彻、深入浅出的讲解。特别是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了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的无限转机。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深入全球化的进程，由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引爆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吴敬琏说，“不仅是外面这个病造成了经济环境上的问题，还要看看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是不是也有病，现在越看越有问题，所以美国金融危机才会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能小视，不能说只要美国稳住了，我们就没事了。经济体系生病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

　　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曾经维持了我国经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会了用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要向其他国家借钱来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从物质财富来说，它本身物质资源不够，怎么去借外国的资源呢？就是出超。东亚国家正是利用了这么一个格局大量出口，也就是等于把我们自己的资源通过出超送给发达国家用，来增加国内需求，维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吴敬琏表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短暂繁荣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且资源还不是那么紧张。但是随着投资比例的不断提高，投资的效率却越来越低，这严重制约了消费，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消费，最终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贫富差距拉大。而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也让出口驱动难以为继。

　　吴敬琏指出，我国在１９９５年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一五”又提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这个问题，用了另外一个提法，经济发展方式。“国内对这个问题执行得好的地方，这次受危机的冲击就小，执行得差的地方，受冲击就很大。”

　　“一方面要救济，一方面要转型”

　　南方某些地区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出现的“倒闭潮”，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还是动手晚了，或者在还没有见效的时候危机就来了，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已经没有能力考虑升级和转型。但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波危机过去了，还有下一波会来，或者干脆这一波就挺不过去。”吴敬琏认为，无论如何，一方面要救济，要让大多数企业活下来，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升级和转型。

　　吴敬琏用“微笑曲线”来演示现代制造业的升级。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笑起来的嘴唇的曲线，产前的部分和产后的部分附加值都很高，产中的部分则很低，前端主要是研发设计，后端主要是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升级就是上楼梯，能上几个就上几个，不是把原来的不要了。所以我们应该分析这一企业怎么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产业链全长是什么状态，我们有什么可能性把这个产业链占住，也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微笑曲线’两端创造的价值也占住。”

　　吴敬琏举了江苏省昆山市的例子。昆山是手提电脑和数码相机世界性的大基地，但一直以来干的是“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人曾笑话昆山“有骨头没有肉”。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昆山一方面想办法把这些企业的研发机构引进来，另一方面加强国内企业的研发，同时强调营销品牌的独立运作，尽量把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部分做起来。另外，在招商引资时也注重整条产业链的招商。转型之后的昆山在今年宏观环境趋紧、外贸订单骤降的形势面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２．８５万多家企业真正关闭的仅有几家。

　　有一组数据或许能说明昆山产业的运转良好：该市２００８年９月底，主要用于企业流动资金的短期贷款余额２３５．４１亿元，比上月底增加３．０７亿元。截至２００８年９月底，该市全口径财政收入已达２０９．６１亿元，超过２００７年全年财政收入近８亿元，预计２００８年财政收入将超过２５０亿元。

　　吴敬琏还指出，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对实现转型有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中下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只有４０％左右，比印度还要低１０个百分点。对于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吴敬琏认为，制度环境和法制环境的提升是关键。另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和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也是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

　　做好金融危机下的加减法

　　他说，市场经济通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虽然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救市，可最终那些效率差的企业还是会被淘汰掉。我们不仅要客观上一定会做减法，还要想办法做加法，也就是说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培育我们强大的竞争力，甚至世界竞争力的产业。

　　吴敬琏认为，我国的信息通讯产业已经有了可以挑战世界的能力。“第一，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第二，有最强的制造能力，移动通讯正在从二代向三代升级；三是技术含量，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有很多技术发明已经冲到了世界的前沿，有可能赢得市场标准竞争的胜利。”

　　而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将会拯救产业链底端的、无力升级的简单加工企业。他说，“我们有一亿多的低文化、低技术的劳动力，他们能升级吗？他们只能做装配。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自己的产业做起来，这样我们低技术水平的企业就在产业中间被带动起来，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吴敬琏表示，做大做强世界性的产业已经成为转型升级很紧迫的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转型升级又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体制。“为什么１９９５年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了１０年，没有解决，又提出了呢？分析的结果就是体制性障碍，该破的没有破，该立的没有立。”吴敬琏表示，总体来说就是市场没有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第一，政府仍然有较大的资源配置能力，第二，把物质生产的增长看作政绩的首要目标，第三，财税体制促使各级政府拼命搞物质生产，因此，就以自己支配资源的能力去用高投入的办法实现物质生产的高增长。还有一个，就是行政定价制度，特别是资源定价制度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压得很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有好的体制环境，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把该破的破了，该立的立起来。”

　　“十年面壁图破壁”，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１０年求索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大危机之下的大机遇让我们有信心去期待中国经济的一次华丽转身。吴敬琏最后引用了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话做结束语：“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