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新世纪连续第七个锁定“三农”的“一号文件”。诚如报道所称，中央一号文件12年姓“农”，年年都有新政策，支农力度不断加大，惠农成效不断扩大。在笔者看来，除了城乡统筹这个核心之外，中央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值得大书特书。

    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坊间的定义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一特征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有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愁渐渐淡薄，他们对故土有疏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合城市，成为新市民。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才是他们的归宿。

    如何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需要城市以感恩、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而不是歧视和拒斥。当前城市的一些决策者和普通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不友好、不真诚、不关爱，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让农民工“团成一团，圆润离开”，这无疑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和苍凉心境。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谈到新生代农民工时表示，城里人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绝不能在城市里再搞出个“二元结构”，防止出现一些国家现代化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现象。

    其次，城市需要从制度建设上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一方面拆除制度篱笆，比如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首先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敞开城门，让新生代农民工从身份上成为新市民，让他们把城市当作新家园，有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提供福利保障，不能厚此薄彼，要像对待市民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如果没有让农民工取得同等的福利，新生代农民工即便褪去了农民工的标签，也是脆弱的新市民，他们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差距依然难以愈合。

    最后，城市需要平等赋权，在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的进程中，让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像市民一样的各种权利，比如选举权。众所周知，按照现行选举法的规定，农村和城市每一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并不相同，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而在去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规定，我国将一步到位实行城乡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农民享有市民同等选举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更应该拥有同等选举权。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还表示，对新一代农民工应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尤其是城镇化具有特别意义。诚然，归根到底，新农民工市民化，才能早日实现我国城镇化，最终消除城乡差距，破除阶层固化，走向从财富和权利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