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很多国家以前也是GDP主义,服务于资本,但后来由于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使公共住房等成为福利资本主义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些社会福利、社会制度部分程度上救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应该重视社会政策,如果不用社会改革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保障做好的话,同样会发生危机,现在的社会政策就是要去救这个市场经济。

　　南方日报:如果这个状况持续,您认为会发生像日本房地产市场当年那样的危机吗?

　　郑永年:房地产问题如果说在日本只是房地产泡沫的话,在中国有可能就是社会泡沫。住房是中国老百姓死认的权利,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早就说了,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观。如果居住权被剥夺了,这不只是社会运动的问题。

　　要意识到,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为了GDP去抽掉自己的社会基础,西方的公共住房发展出来也是考虑它的社会后果,考虑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中国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住房首先是社会政策,其次才是经济政策。

　　GDP主义使社会更加脆弱

　　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

　　南方日报:依您之见,政府应该如何调整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导向?

　　郑永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而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

　　GDP主义使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当经济政策,忘记了住房应该首先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房地产本来就有很大的社会性。中国社会要进入消费社会就要有社会保障系统,需要社会政策支撑,这样的体制不改变,人们就不敢花钱消费。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追求GDP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地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

　　政府不能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

　　政府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肯定要失败,那些社区最后都会成为贫民窟、治安危机重重的场所。欧美一些国家就有这样的先例。而像北欧,政府真正把公共住房作为社会政策,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