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除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我们非常重视资本质量，要求资本结构简单，一级资本中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必须占75%以上，远远高出一些发达国家25%的要求。拨备覆盖率从2003年的19.7%上升至2009年末的155%，这使得我们有足够能力吸收预期损失。此外，存贷比为75%，核心融资比为60%，流动性比率为25%。对主要商业银行规定了16%的存款准备金要求，这使得它们在紧急情况下可自动获得流动性支持。我们还实施了动态的贷款价值比，并要求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这些都是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有力工具。

    有时小的就是美的，有时简单和根本的也是美的。上述审慎规定、比率、限额和指标以及其他审慎监管要求在近年来为银行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我们的银行业并未受到此次危机的冲击，同时还给实体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信贷增长。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实现8%的增长，其中，三季度为9%，二季度和一季度分别约为6%和7%。经济的复苏是全面的。工业生产总值从2009年6月至9月实现了连续4个月的两位数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PMI）2009年12月末达55.6%，创过去20个月新高。用电量在12月份同比增长25.7%，环比增长4.8%。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在雷曼兄弟倒闭后，金融危机一度恶化，导致欧美主要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及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经济渡过难关。在这些计划中，信贷发挥了主要作用，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资金。这表现在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9.5万亿元人民币，与2008年信贷紧缩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控制全年的信贷增长规模。事实上，一季度信贷增幅最快，月均增长1.52万亿元。对此我们及时采取了审慎监管措施，使得后三季度增幅回落至正常水平，即二季度月均9200亿元，三季度月均4300亿元，四季度月均3100亿元。2009年信贷平均增幅为31.7%。大量的信贷供给有效稳定了市场信心，缓解了流动性压力并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与此同时，我们要求银行对可能出现的信贷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事实上，当去年一季度出现信贷激增时我们就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首先，我们密切跟踪贷款发放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具体而言，我们分析了固定资产贷款的相关风险，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我们及时发出预警提醒银行关注突出风险。我们将190多家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的信息收集汇总做好检查和监测工作。针对过度集中领域、信用卡和票据违规操作、项目资本金不达标和挪用贷款进行投机的行为，我们采取了及时纠偏行动。我们明确表示：目前我们的拨备达1万亿元，因此我们很有信心应对可能的损失。尽管2010年1月的前10天内贷款增速仍较高，但这主要是由于去年贷款增速过快积累所致。但随着有效需求得到满足，这种趋势将很快有所缓和。

    第三，良好的监管。除了微观审慎监管，我们也实施了宏观审慎和逆周期监管措施。根据科学测算，我们发布了动态拨备和动态资本充足监管要求。我们很快还将发布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要求，辅之以传统的比率、限额和指标。去年，我们做了两个历史性决定：一是禁止银行为公司债提供担保。二是禁止银行将互持次级资本作为二级资本。这也将使我们更好的吸收预期和非预期损失。与此同时，我们要求商业银行及时调整商业发展计划、资本补充计划、利润分配和薪酬计划，以备不时之需。因此，我们扩大了我们的监管工具箱范围，并强调风险为本的监管。我们应该在出台全新的监管框架以控制系统性风险和推动银行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之间把握平衡。

    最后，本次危机带给我们四个重要经验，那就是，不要低估风险，重视防火墙，回归基本面和实行平衡的监管。我还想强调以下两点。一是我们不应忽视在本次危机中表现得最好的银行体系正是那些拥有最坚实监管的体系。二是资本和流动性水平必须与银行资产负债表、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相匹配。有谁能比我们监管者更好地了解银行这些方面呢？有谁能比我们监管者更清楚各国和国际上所面临的挑战呢？总之，中国银行业未来必须深深根植于有效适度的监管之中，通过合理的监管要求抑制泡沫并避免矫枉过正。

    展望未来，我们的挑战仍然不少。除了信用风险，银行的市场和操作风险也不容小视。我们的任务还包括引导银行提高对小企业融资、发展农村金融、推动环境保护，担子同样不轻。2009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将在2010年认真去解决。2009年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也许会是最复杂、最不确定性的一年。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无论如何，我们都将按照我们被证明是有效的路线图继续前行，并勇于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强劲的金融体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