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是经济学的标志和象征。这不仅因为他是经济学各领域的通才，也不仅因为他在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更因为他在经济学之外的影响力。萨师代表了经济学的崛起，代表了经济学作为第一显学的荣耀，以及经济学家对世界的强大影响力。
    经济学界有个传统，就是大师们一般不写教科书，而萨缪尔森不仅写了，而且一改版再改版，连出18版，畅销60年而不衰，创了经济学教科书的奇迹。《经济学》一书全球大卖400万册，在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中应该排第一。不知道《经济学》在中国是不是冠军，反正以《经济学》为起点走进经济学的人，数不胜数。
    经济学界还有个传统，就是大师们一般不愿放低身段写媒体文章，而萨缪尔森不仅写了，而且大写特写，结集成一本厚厚的《中间道路经济学》。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萨缪尔森的成功榜样，今天的经济学家才如此热衷于出场亮相。当然，萨师是先学术有成后扬名立万，今天的经济学家却常常是抛开学术直奔扬名立万而去。
    大师仙逝，照理应当说些赞美感怀的话，起码在这个时候挑毛病是不合适的。然而想到经济学这些年的泡沫化发展，想到经济学家们说过的一些貌似睿智的傻话，却又不能不使人觉得以反思经济学纪念萨缪尔森，也许才是最好的方式。
 
经济学能经世济民吗？
    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经济学人在面对稀缺问题时进行选择的科学；按照张五常的定义，经济学是解释人的行为的科学；按照更一般的看法，经济学是解释人在市场交易中的行为的科学。无论哪种定义，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都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因此，当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追求，经济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显学。
    不只中国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一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经历了战争的摧残，人类总会在人口和财富两方面产生强烈的补偿要求，就像中国历史上大乱之后必有一段恢复性繁荣一样。
    1915年出生的萨缪尔森赶上了这个火热的年代。他的经济学事业与西方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模一样的曲线。二战结束时他刚30岁，是MIT的年轻经济学者，欧洲要重建，美国要开始经济大发展，萨缪尔森的专业自然派上用场。他加入了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还担任了财政部经济顾问，开始介入公共事务。从那时开始，萨缪尔森就一直在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而在这期间，尤其在他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后，美国经济繁荣昌盛，不曾爆发经济危机。许多人将之归功于萨缪尔森和他的“新古典综合学派”。
    如果没有萨缪尔森，或者干脆没有经济学，战后繁荣还会出现吗？一定会。国际秩序恢复正常、人口恢复增长、大量技术进步用于生产，这种环境下经济一定会扩张。即使换个十足的蠢才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结果也不会有两样。当然，那样的话，聚光灯下倍受追捧的幸运儿也将是这位蠢才。
    正如大萧条成就了凯恩斯一样，战后经济繁荣也成就了萨缪尔森及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天才们，包括1910年出生的科斯和1912年出生的弗里德曼。他们既有出类拔萃的学术成就，又有经世济民的入世热情，恭逢经济发展之盛，他们全情投入，幸运地在象牙塔内外都取得耀眼地成功。他们对得起这样的幸运。
    但幸运终究只是幸运。萨缪尔森智商顶级，却在苏联问题上看走了眼。迟至1989年，他还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不仅可行，而且经济绩效好于美国，以致苏联垮台后不得不公开认错。萨缪尔森所信奉的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也越来越不灵光。萨缪尔森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仅限于象牙塔内。一旦走出象牙塔，他的智慧便在简单的事实面前败下阵来。
    现实世界远比理论复杂。前提假定的不同，处理约束条件方式的差异，可以让同样的经济学原理推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经济学的另一个困难，在于人性本身的复杂，远非自私二字所能涵盖。因此，在市场交易之外的领域，经济学常常无能为力。那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精彩是精彩，却可能只是个智力游戏而已。
    回到本节的问题，经济学能经世济民吗？应该不能。期望用经济学知识指导经济发展，是专家治国的翻版，是工程师思维的延续，是另一种理性的虚妄。即使在因缘际会之下，个别经济学家登上了政治的舞台，也肯定与他的经济学无关。
 
经济学值得推广吗？
    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在大众中得到了空前普及。西方的情况不了解，即以中国来说，最近十几年懂一点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在公共空间发言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萨缪尔森的中国知名度的基础。
    我的朋友薛兆丰可能是国内最早、也是最热心的经济学推广者。他希望通过推广经济学知识，让更多的人掌握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方法，让社会变得更好。从推广的角度看，他是成功的，他的文章激发了不少人的经济学兴趣。但人的理性思维是否会因此增加，社会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好，却只能打上问号。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在公众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冒然将一些学术观点的简化版推给大众，有时适得其反。例如“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点，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并不等于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成立。现实是动态的复杂的，理论却是静态的简单的，这种故作睿智的观点只能被公众理解成经济学家为腐败辩护。同样，像“火车票价还不够高”这种观点也是有前提有假设的，如果公众不能完整理解，那么说了还不如不说。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并不适合经济学，也许反而会让受众鄙视和拒斥理性。
    经济学是科学，它有理由得到尊重，但不应得到过分的礼遇。试图通过推广经济学来鼓励理性思维，注定会遭到失败。人类天性中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这是祖先通过遗传基因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生活虽已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身体却仍停留在农耕时代。这是无法改变的。
 
回归象牙塔
    经济学的最好归宿，既不是变成官学显学，也不是变成流行常识，而是回归学术本色。它应该像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一样，以贡献知识为己任，而不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当经济学家们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应先行转换角色，既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愿意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点，萨缪尔森做到了，弗里德曼做到了，但更多的人没有做到。
    所以，经济学最好回归学术，经济学家最好退回象牙塔。成为显贵固然充满诱惑，但也可能毁掉经济学的公共形象。只有回归象牙塔，才能避免以下这些尴尬：公开预测往往是错的，甚至获得诺奖的成果也错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变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经济学家们更像赶场演出的明星，而不是学者。
    这也是一种泡沫，学术的泡沫。如果任何泡沫都会破灭，那么经济学泡沫也不会例外。真正热爱经济学的人，不会希望看到这种结局。起码，萨缪尔森不会。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