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打鬼”？

    在山西省朔州市煤炭局局长左中伟眼里，当地正经历着能源城市的艰难转型。由于很早就尝到“上规模、正规化”的甜头，此次兼并重组就要让资金少、技术弱、标准低的小煤矿“知难而退”。

    朔州市煤炭储量422.9亿吨，占山西煤矿总储量的六分之一。先有煤矿，后有城市，建于1989年的朔州市，典型的“因煤而生”。建市伊始，朔州的煤矿数量就有近400座。建市以来，全市财政收入的70％来自煤炭行业，煤炭行业对财政的贡献也由2000年的不足5亿元增加到目前的50多亿元，增长了10倍。20世纪80年代，大矿、小矿一起上，集体、私人一起开，小煤窑成为朔州工业的雏形。“村村有煤窑，家家有矿工”，一度让朔州人感到自豪。

    中小煤矿虽然为经济增添活力，但事故频发、管理粗放、人员素质低下等“多、少、散、乱、差”问题，也引起了朔州人的反思。“在省里没出台政策之前，朔州就进行整合行动了。”左中伟说。

    对此，左中伟如数家珍。此次兼并重组前，全市共有煤矿135座，年产煤6156万吨，兼并重组后，煤矿只有67座,减少一半，而年产煤达到8780万吨，增长43％。并且，全部取消炮采，全部达到单井年产90万吨以上的规模。

    有人说，这一“历史性变革”，多少有点“钟馗打鬼”的意味。就是请来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借以消除煤炭行业的散乱和不安全现象。数据显示，目前，朔州市92％的矿井安装了产量监控系统，91％的矿井安装了考勤定位系统，51％的矿井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全部矿井实现了民爆库存远程视频监控。

    被“请来”的，有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煤运、中煤集团、中国华电等8家大型企业，还有7家地方煤炭企业。而重组过程，也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博弈，有时甚至是冲撞。“有一种说法并不正确，山西的煤老板并不会淡出历史、退出舞台，而是要让他们从老板变成股东。”有关官员这样表示。

    安满的煤矿成为朔州市第一家完成兼并重组的企业。他从承包经营村煤矿起步，2004年和亲属凑钱将煤矿买了下来。兼并重组后，阳煤集团以70％控股，安满和原来的合伙人以30％入股。如今，他出任重组后的山西阳煤集团平朔安泰煤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同时，他拿出以前积累的资金，投入到养猪、建蔬菜大棚、建沼气站上。“煤矿别人替我经营，我才能腾出手来养猪。”安满感到知足。

    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尽量降低利益整合所产生的震荡，并因此彰显出这一行动背后的决心和魄力。“为啥出问题，问题在哪？”山西省煤炭厅副厅长王学军追问煤矿老板和新入驻的国企负责人。此时，他率领的推进煤矿重组整合工作组正在召开协调会，朔州市的很多煤老板、进行重组的国企负责人坐到了一起。这个工作组由山西省煤炭厅、国资委、国土资源厅和省纪委派员组成。

    一名李姓老板回答得有些含混。王学军希望“不要吞吞吐吐”，“究竟是谁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

    再三动员之下，李老板干脆说道：“合作就跟找对象一样，把这个人换换行不行？”他所说的“这个人”是一家国有企业集团派出的矿长，“没经同意，就进我办公室”，并且，发现了这个矿长需要解决的“小毛病”，等到发现“大毛病”就晚了。

    对此，国有企业的代表解释说，双方合作“没有大问题”，由于双方都在管材料，在交接中不太顺利。并且，双方在换采矿证、开董事会的问题上也意见不一。

    另一个煤矿代表则表示，他们对养老院、学校进行了投入，在重组资产评估中没有考虑。对此，王学军说：“投入了公益事业，当然不能作为资产。捐出去的慈善款，就不是你的了。”

    逐一分析煤矿整合遇到问题后，王学军用“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来形容这一工作，并希望在“政府引导、企业协商、利益共享”的原则下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而在57岁的李玉宝眼里，目前进行的煤矿兼并重组“来得太晚了”。他说：“这样的整合应该10年前就进行。如果10年前就由大型煤矿开采，对资源的破坏就不会这样严重了。”而对于眼下进行的工作，他又觉得“太快了”。言语之间，矛盾心情一目了然。

    年轻时，李玉宝修过路和水库，又在炼铁厂、化肥厂做过工。正是因为这样的“吃苦经历”，李玉宝在1983年开始担任乡镇煤矿的生产副矿长后，对煤矿发展格外用心。1991年全国煤炭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他跟乡镇领导商量：“我来承包，不管盈亏，每年上交20万元。”就这样，他挣了钱就投入煤矿，用于进一步扩大生产。结果，他投资兴建的芍药花煤矿因为达到了年产120万吨的规模，并且全部是现代化的综采设备，在此次全省性的兼并重组中，李玉宝的芍药花煤矿得以单独保留，而他经营的另一个煤矿——东湾沟煤矿由于年产煤只有30万吨，在此次整合中已确定与同煤集团合作。“东湾沟重组了，我还有芍药花”。对此，李玉宝感慨自己这些年不断扩大煤矿的举动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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