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高潮期，全球主要央行联手大幅下调基准利率，美、英等国货币当局更采取了不寻常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央行从最后贷款人变为第一贷款人，向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注入大量基础货币，维持了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避免了全面崩溃局面的出现。

    在财政政策上，各国政府也不遗余力。美国本财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１．５８万亿美元，占当年ＧＤＰ的１２％。英国本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１７５０亿英镑（１英镑约合１．６５美元）。日本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规模也达１０２万亿日元（１美元约合９５日元）。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强力“药方”在大病之际不可或缺，但也有很大“副作用”，如果不能被妥善调和，重疾初愈的世界经济在康复的过程中可能“虚不受补”，出现新的疾患。

    这其中，通胀就是一个重大风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就警告说：“尽管深度衰退带来的短期阵痛非常剧烈，但两位数的通胀造成的长期后果才是毁灭性的。”在他看来，现在美国的通胀风险甚至较上世纪７０年代危机时更高，当时通胀率一度接近１５％。

    此外，目前条件下各国的巨额财政赤字无法依靠加税扭转，只能凭借债支撑。沉重的公债负担将推高长期利率，增加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对此许多市场人士表示了深度担忧。穆迪公司资深副总裁克里斯廷·林多就呼吁警惕公共财政危机爆发的风险。

    正因如此，国际机构、各国政府以及研究人士对建立“退出策略”已有普遍共识。但“退出策略”真正的难点在于实施的时机和尺度。晚退出，退出不彻底，可能会导致通胀风险加剧；早退出，收缩过度，又可能釜底抽薪，危及复苏进程。决策者无疑面临两难选择和重大挑战。

    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仍认为，应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宽松政策，危机环境下防止二次衰退比预防经济过热更为现实和重要。但回溯历史，高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往往与此前的决策迟钝和偏差相关。

    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促成了美国房地产的畸形繁荣，为本轮危机埋下种子。虽然说目前全球需求不振，但作为成本因素的大宗商品价格今年已经出现强劲反弹，有些品种价格甚至创出新高，这可能为通胀压力的形成提供条件。目前，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已经开始把政策重点转向预防通胀风险。８月份以色列央行在全球率先宣布调高利率。美林证券国际经济研究主管里卡多·巴别埃里预计，未来数月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可能开始升息。

    伴随全球经济危机的退潮，各货币当局的政策方向开始出现异化，这将对各经济体的汇率、资产价格和外贸等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更多的政策博弈出现，进而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变数。

    四重迷雾：复苏之途几波折？

    在复苏之势渐起之际，对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景预判可谓众说纷纭。Ｖ型、Ｕ型、Ｗ型、Ｌ型等种种路径的提出，正说明本次复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乐观派认为，一系列数据的明显好转说明目前的复苏强劲有力。不少商业研究机构近期发表报告，认为美国经济Ｖ型反弹的几率明显增加。

    不过，在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等许多美国经济高层人物看来，Ｖ型走势的可能性不大。成功预测本轮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也指出，最初几个季度，美国经济会在重新补充库存和产出从接近“大萧条”水平回升的拉动下快速增长，之后将出现宽Ｕ型走势，今后几年内经济都将活力不足，而且不排除二次衰退的可能。

    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之源，各界也意见相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认为，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将率先复苏，其他经济体将跟进。但林毅夫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有专家指出，即便发达经济体需求恢复到正常水平，未来需求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也不充分。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透支消费模式已经出现转变，在人口增长乏力、资本和技术因素没有出现突变、财政约束、新消费诱因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再现经济繁荣并非易事。

    那么，未来全球需求增加的动力恐怕仍需从新兴市场寻找。考虑到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型阶段、消费和产业升级、投资活跃度上升、储蓄水平很高等因素，未来新兴市场的增长空间仍然巨大。

    瑞银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日前估计，即便是在危机后的低水平上，未来５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年均增速也将仅有１．５％到２％。而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速有望达到５％到６％，亚洲（除日本）更有望以年均７％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长期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再度繁荣或将更多取决于“增量”而非“存量”的变化。以“金砖四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