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央企们坚持强化企业管理，积极推进企业的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推进自主创新，通过整合内外部科技资源，积极探索符合企业发展规律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机制，努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力争取得更多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强化激励约束，把薪酬与业绩紧密挂钩，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降，形成了“重业绩、讲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机制。公开选聘人才，这几年中央企业拿出125个高级管理职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2008年首次公开招聘了两名中央直管企业的正职。通过公开招聘，吸纳了一批素质比较高、具有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说，正是因为大胆改革并积极投身市场竞争大潮，国有企业近年来才取得了突飞猛进地发展。

　　对于我国探索走出的这条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发生的显著变化，国际上比较关注，也比较认可。比尔?盖茨、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行行长佐利克、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米特、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等，都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有很大兴趣。他们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改革重组及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

　　国企改革将向哪里去？垄断要不要被打破？国企还要不要做大做强？

　　“今天评的500强，实际上还是500大。大而不强，迟早要垮，而且垮的影响也许会更大。”李荣融最近给中国500强中的央企泼了一盆冷水，实质上也指引了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培养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等核心竞争力，将是央企的重点。

　　这次由美国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关键在于没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一旦度过这次难关，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模式，将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日本的丰田、松下等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并不悲观，也都制订了改革调整规划，及时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索尼也提出要进行“二次革命”，痛下决心，对集团全球运营架构和核心管理层进行变革。与这些优秀企业相比，目前我们企业的差距还较大。如果他们度过这次危机，我国企业未来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能因为目前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必须进一步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尽快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李荣融指出，应对危机不能消极，“过冬”不是“熬冬”，要把“过冬”变为更积极的“冬训”。央企们要“挺直脊梁向前走，调整优化上水平”，从发展战略到管理构架、管理流程、资源配置等方面都要进行调整优化，在公司治理、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职工素质等方面都要有新的提升。

　　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不是为了和国内企业竞争，而是为了和国内的、国际的跨国企业竞争，这是许多专家对中国经济网记者一再强调的。而我国多个行业曾被外资挤压控制，成为最鲜明的论据。“中国移动在中国很大，但是我一直说，你们了解一下王建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他是想做中国的老大，还是想做世界的竞争者？所以我认为思路开阔一点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头脑发热到哪个好我们就折腾它。”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在谈到TD-SCDMA发展时如是说。

　　垄断、国资流失、高管高薪等这些问题，被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咨询部部长张春晓看做是国企成长中的烦恼，是阶段性的问题，现在逐步都在改善。而对于“国进民退”，张春晓认为，在市场格局的调整大背景下，根本不存在谁进谁退。“在度过金融危机以后，民营经济肯定蓬勃发展。整个改革要看长期的过程，不要盯住一个点，那样肯定会把好的东西扼杀，一定要给予时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说，从长远看，国有资本仍要带动非国有资本发展，并为民营企业成长留出足够大的空间，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公共长远利益以外的领域或产业尽可能多的退出。

　　印证这一观点的是，9月23日，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称地方国资委要尽快明确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子企业的范围，加强对其合并分立、增减资本、改制、解散、清算或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的监管。并再次强调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同样没有矛盾。”李荣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