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多个角度数据的共同指向，我们有信心说中国经济在正处在结构转型的拐点上，从制造业份额下降，服务份额上升。大概什么时间？我觉得大概可能就在2010年前后，前后1、2年，也可以说是2010年到2012年这大概的期间，出现在这个转型的拐点。

　　文/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活动上的发言。

　　我今天是来向大家求教。因为研究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我自己有点想法，但是链条比较长，有些细节想的不是特别清楚；有些问题干脆就是一点想法也没有，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多请教。

　　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

　　随着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从穷到富的过程会经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从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第二次工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

　　所谓主导，不光是从增加值的份额占比，也包括就业的份额占比、消费的份额占比。从各个占比指标上都能看到这么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在一定收入门槛之前，工业部门份额加速增长，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收入份额的门槛，工业部门份额就开始下降，工业部门增速慢于GDP增速。

　　根据这些国际经验稍微做一点梳理，确定一下主要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收入水平上完成了这种经济结构转型。最开始是在北美，美国、加拿大，50-60年代；然后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日本和西欧国家同时发生这种转型，时间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再往后是南欧，70年代中后期；再往后是东亚，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发达国家和地区到了一定收入水平之后，开始经历这个转型。

　　这个收入水平大概是多少？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国际元，大概在8000到9000，有些国家可能是7000多，有些国家1万，多数国家是8000到9000国际元时候开始经历的这个转型。还有一个值需要看一下，就是工业增加值份额会有一个峰值，最高是高到多少？最高德国达到53%，最低城市经济体香港34%，均值大概就在41%左右。

　　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典型的经济结构转型拐点

　　从中国的数据分析，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典型的经济结构转型拐点？对结构转型现象，大概两种解释。一种是从不同部门的技术差异角度解释，另一种是从偏好随着收入增长变化来解释。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看完了国际经验之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是不是处于这个转型期？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大概是在3年之前才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当时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持续下降，从周期性的角度总是觉得解释得不够透彻。那会不会有更长期的，转型的因素在里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然后就去看了中国是不是正在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拐点期。

　　是不是处于拐点期大概有几类指标：

　　第一就是看收入，收入水平大概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就是我们讲的8000到9000国际元。

　　第二类看一些结构类的指标，文献里面现在看的话大概就会看几个指标，一个是增加值的占比，名义增加值的占比，真实增加值的占比；再有就是看分部门的就业占比；还有就是看消费，消费当中的工业品占比是不是处于驼峰状的下降阶段，对服务业的消费占比处在上升阶段。

　　从收入阶段上看中国大概处于转型拐点期。中国2010年人均GDP大概是在8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2014年是1万多一点。再接下来增加值份额，名义增加值和真实增加值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按照名义增加值算拐点大概是2007年、2008年。工业部门增加值是趋势性的转点，不是周期性的下降，是趋势性下降。现在经济下行最主要还是工业部门的下行，这里面它有周期性的力量是没错，但趋势性的力量发挥很强的作用。真实工业增加值的转型时间大概是在2012年。

　　再看就业。我们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据说这个数据还不错，我们看到就业份额拐点大概是在2012年。制造业就业份额开始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

　　再看消费。消费支出里面，我们现在公布的消费支出数据里面，服务业和制造业有些支出区分得不太清楚。我们就是把那些分不清的放到一边，拿能够看得清楚的制造业和服务消费支出做一个区分。可以看到这个拐点也是出现了，大概在2010年之后服务业消费支出占比上升的，工业品的消费占比是在下降。

　　把收入的数据和所有文献里面提到的结构性的数据全部拿在一块，这么多角度的数据给我们的指向是一样的。有些数据可能不太精准。比如像人均GDP的数据可能不是特别地准确，一个数据可能出错，但是不可能所有的数据都出错。

　　基于多个角度数据的共同指向，我们有信心说中国经济在正处在结构转型的拐点上，从制造业份额下降，服务份额上升。大概什么时间？我觉得大概可能就在2010年前后，前后1、2年，也可以说是2010年到2012年这大概的期间，出现在这个转型的拐点。

　　另外多一个证据。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中国主要的工业品在经历需求收入弹性的趋势性下降。大部分的产品弹性都低于1了汽车现在大概还比1多一点，但也在下降通道上。

　　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人均GDP的20%。在这个阶段中国是不是去工业化早了一点？我自己觉得，看绝对的水平比看相对的水平要好。

　　第一，看绝对水平，你看到国际上有非常明确的规律，但你看相对收入水平，看不到什么规律。

　　第二，驱动结构转型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偏好变化。而技术和偏好更多联系是绝对的真实购买力。

　　然后再看我们的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大概多少，中国的峰值41%，其实是跟发达国家经验是非常吻合的，接下来发生转型是很标准的动作。我不认为我们现在过早的去工业。

　　向各位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怎么去认识结构转型、经济增速下降和中等收入陷阱。碰到研究增长问题的学者，我都希望能够问一个问题，结构转型会不会带来经济增长下降，或者更具体地说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当工业化到了一个高峰值，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会不会让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我讲的不是一个稳态的问题，是一个过渡期的问题。看一下经验，把他们转型拐点前10年后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做比较，百分之七、八十的国家增长速度在转型拐点以后显著下降。日本下降得非常突出，后10年和前10年相比平均经济增速下了四个多点。大部分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为什么？文献里面现在也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文献里面会讲，结构转型与加总生产率的关系，也有讲结构转型与劳动投入的关系。回到中国的情况结构转型，经济增速下降究竟是来自哪里？劳动力投入减少了，资本投入减少了，还是资本配置减少了，这个是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结构转型两个驱动力，一个是技术变化，一个是偏好变化的影响，就中国而言究竟是哪个力量更重要？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看到研究。我觉得如果有这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对我们理解现在的经济现象很有帮助。

　　第三个问题：转型期的TFP为什么会受影响？政府很多政策导致资源错配，刺激政策不当，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我们可以假设经济当中，有一个制造业部门，有一个服务业部门。制造业是标准化程度很高的部门，而且制造业国际接轨程度高，制造业总的来说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服务业是市场失灵比较严重的部门。服务业更接近于垄断或者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如果说一个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同时经济当中的垄断程度提高。这个会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和TFP？

　　第四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是我不知道答案。看工业部门的发展，会看到一个工业内部不同产业次序的轨迹。比如鞠老师和王勇写那个模型，你能看到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型的先后次序，可以看到乡村手工业，劳动密集型，然后基础设施，重工业的发展次序。那服务业呢？从发达国家经验上来看，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的份额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服务业的发展更多是人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当中有没有次序上的规律？医疗、教育，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中有没有什么规律性先后次序？

　　对当前改革和政策的体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最近一系列的政策的文件，你会发现政府在经济问题上认识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出台好的政策很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觉得认识水平都挺高。为什么说的好，做不下去，这是需要研究清楚的问题。

　　我说一种比较能够说服我自己的解释。当前社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价值观对抗，物质价值观和后物质价值观的对抗。物质价值观讲的是GDP，GDP统领一切，经济增长重要，经济稳定重要。还有一些有形的基础设施，五十层的大楼，一百米宽的马路，强大国防，这些都是物质价值观强调的。

　　我过去很多年是做汇率问题的，体会最深的是花大量的政策资源去支持汇率的稳定，为什么要保持稳定说不清楚，没有说服力，越是维稳问题越多。为什么会有物质价值观，这跟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小时候的生活水平，不是说你的收入水平，是与爸妈的生活水平有关。如果说小时候生活经济不太好，挨过饿，物质上比较匮乏，一般上就是会处在物质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要求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所以会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几代人都非常支持这个理念。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包括中国梦，其实都是这个物质价值观的体系，而这个价值观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

　　另外一种价值观是后物质价值观。有一个富爸爸，不是特别担心的物质匮乏，按照标准的定义，这种价值观的人群会要求美丽城市，什么叫美丽城市和乡村，就是自然环境要好，空气要干净，会强调自然环保。物质满足了，会强调个人的想法的表达，言论上的自由，个性化的社会，包括参与各种活动的权利。

　　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对于我们的管制政策和公共服务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是收入提高，有了收入提高之后，物质价值观与后物质价值观会有一个代际转换，这个转换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价值观发生变化了以后，对社会的信任度提高了，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对管制的需求会降，另外一方面民主问责诉求提高。民主问责解决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激励机制难题。把这两个难题解决了之后，就打开了的服务业发展的瓶颈。接着会看到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又会进一步带动走向良性循环。这张图如果放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可能没那么重要，那个时候我们的瓶颈更多是资本积累，发展工业，而现在不是，现在的瓶颈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是提高好的公共服务和管制政策。

　　市场分分秒秒都在转型，企业家都在转型，因为不转型就活不下去。企业家虽然从来不讲转型，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做转型。政府天天都在讲转型，但是很难做转型，不好做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大的价值观冲突。你让政府往一个方向偏，其实很困难。政府该怎样做，一种做法是有一个统筹的规划，顶层的设计，全面铺开协调推进。我现在越来越怀疑目前的收入水平和价值观冲突情况下，这种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实施的。这不是改革这是革命。你要把那些相信物质价值观的人全部都打到，那怎么行，社会上那么一大部分人还是物质价值观，根深蒂固的，而且过去就是靠着这个观念成功的。靠中央政府由上而下推做不通。

　　所以我现在更相信由下而上的，分散的实验和改革。价值观冲突在某些区域某些县，小地方可能就可以解决。中央政府应该做什么？如果面临价值观对抗，如果不能作很多事，一届政府做好一件事那就很了不起了。一届政府做好医疗，一届政府做好教育，我们基本上就是发达国家了。这是政府侧重点的问题，这些想法在学术会上不应该讲，但其实是更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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