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是世界性大国

　　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对当时的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定位。那时中国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把中国划在第三世界，符合客观现实，也有战略深意。而在毛主席身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并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仔，变成现在全球经济的引领者。面对这一转变，中国必须对自身进行战略再定位。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大国。或许十多年前我们还是那样的国家，但这个门槛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迈过去了，其时间节点应该就是GDP超过日本之后。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多，相当于美国的70%。当年苏联和美国比肩而立的时候，其GDP也只有美国的60%。就此意义而言，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性大国。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中国的定位应是能影响甚至引领世界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国家。这是需要我们在努力改变并不断提升自身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同时，必须瞄准的目标。这也是中国的大国使命。

　　我们无需担心调整后的战略定位与过去的口号或主张可能会不尽一致，比如说“永远不称霸”。事实上，中国既不会朝着霸权国家的方向走，客观上也根本不会成为霸权国家。因为当今互联网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大趋势，正在一步步实现对传统权力的消解，世界格局无可阻挡地向着多极化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不可能再谋求霸权。也就是说，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国都不会是继美国之后的新霸权国家。

　　当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许经过互联网时代和世界多极化的漫长演进，世界终会归于一统，但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中国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中国要好好把握的是当下，我们的使命就是顺应互联网带来的多极化趋势，将互联网对多极化趋势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极致。

　　中国现阶段应注重“要国外交”

　　国际地位的改变，决定战略定位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势必也要随之改变。在这个时段，中国要给自己在世界坐标上定位，就必须先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如何发展这些关系排出优先次序。

　　中国不是纯粹中立国家，“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是就国家权利而言，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搞“等距离外交”。中国对国家关系的安排首先当然是要考虑自身国家利益。作为当今世界性大国之一，中国应该重视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有些人认为须更多关注大国关系，有些人则希望固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划定的“第三世界”阵营。但在今天，无论过于注重大国关系还是继续当穷国领袖，都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在笔者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外交应看重要国关系。

　　何为要国?同中国现实利益相关的大国是要国，同中国发展需求相关的小国或中等国家也是要国。比如中国需从苏丹或中东某国进口石油，那么它们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其他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它对中国也是要国。过去中国过于看重与大国间的关系，甚至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走出去”的企业，也都沾染了“嫌贫爱富”的习气，这对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形象都是一种伤害。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在先后经历过弱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之后，我们应该开始把重点转向要国外交。

　　当今世界上，美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外交，东盟等一些国家奉行的是区域性外交，它们都与中国所要寻求的要国外交不同。因此，中国发展要国外交毫无参照，只能依靠自身摸索并拉出清单。

　　实现大国战略要先“换脑”

　　过去40年来，中国一直“运气”不错。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我们都在一种战略相对模糊的境况下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历史性腾飞。前几代人在不断摸索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但无论成就还是教训，都是当下这代人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走。

　　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可以看出，现在我们的决策层在战略定位和规划方面已然清晰起来，问题在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学界似乎还未跟上步伐。决策层的职责是作出决策，具体落实则要依靠相关部门的执行。就现在看，一些部门准备并不充分，它们仍然处在两种经济体制的摇摆区间，面临一种统制经济“硬件”与市场经济“软件”混搭的尴尬状态。换句话说，过去那种统制经济的模式已逐渐走不通，市场经济理论又不完全服中国水土。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针对私有制经济设计的，而这些理论从未面对过中国这么多的央企国企。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理论众多，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有效指导这么多央企国企发展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我们拿出一种中国式的新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央企国企运转。如果不能创新中国式经济学理论，企业“腾笼换鸟”和官员“腾笼换脑”就难以实现，顶层战略布局的落实也可能因此打折扣。

　　完成这一步后，如何把理论变成现实、把蓝图变成工程，就要看实力了。实现大国战略、全球战略终究要靠实力。美国为什么能制定和实施它的全球战略?因为美国的能力足以与这些战略设计相匹配。我们过去为什么无法制定全球战略或者哪怕是大国战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能力和需求都不具备，制定了也可能只是放空炮。但现在，当我们的能力正在超出我们当年的预期时，对战略牵引的需求就变得刻不容缓。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恰逢其时。它是我们目标与能力的一次有机组合，也必将是一次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