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斩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11月8日，第16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位于杭州的浙江财经大学举行。共有3部著作和4篇论文获奖，其中，刘鹤在2012年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主办机构——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此前设定的标准，获奖的著作每部奖金20万元，论文每篇10万元。

　　刘鹤的论文写了什么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63岁刘鹤的“特殊身份”，无疑让他在所有获奖者中最受关注。他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据媒体报道，“顶层设计”一词，即出于刘鹤的构想。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于2012年第5期的《比较》杂志，该杂志的主编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当时刘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2010年，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刘鹤担任课题组组长。

　　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刘鹤为执笔人。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两次危机的5个区别点和10大共同特点，并针对中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提出了3点政策建议，包括：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文章写道。

　　“我们认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别是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比如缓慢地复苏、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等等。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参考性意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说。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称为国内外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讨论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其在颁奖词中认为，论文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放在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系统、全面和深刻地比较了它与1929年大危机的区别点和相同点，从技术长周期变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多个方面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论述了危机的再分配效应和各国实力的相对转移，提出3点重要政策思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看来也是科学和正确的。

　　李克强、周小川曾是获奖者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由姚依林、宋平、薄一波、谷牧、张劲夫、荣毅仁、汪道涵、薛暮桥、于光远等55人在1983年发起设立，旨在纪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

　　由该基金会自1984年开始评选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举办一届，意在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该奖是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李克强、周小川、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陈锡文、林毅夫等都曾获奖。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由29位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白重恩、陈雨露、樊纲、李剑阁、厉以宁、刘世锦、钱颖一、汪丁丁、吴敬琏、肖梦、许成钢、张卓元、周其仁等。

　　去年11月底前，孙冶方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1家机构各推荐1位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与部分评奖委员组成初选小组。今年第一季度，初选小组集中评审参选作品，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入选作品的建议名单，供评奖委员会评审。

　　最终脱颖而出的3部著作分别是：原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撰写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等人撰写的《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

　　获得论文奖的4篇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负责人：张平，执笔：汪红驹)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合写的《竞争性储蓄动机：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储蓄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和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钟宁桦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之前发布的公告，此次评奖对象是1979年至2014年7月底(以近两年为主)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公开出版的论著。评选范围包括理论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中紧迫问题的理论研究。

　　【延伸阅读】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同与不同”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在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大区别。非常明显，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日趋复杂，美国失业率连续两年多居高不下，持续维持在9%上下，房价仍在低位徘徊，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高。总的来看，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度影响难以估计。归纳起来，两次大危机有几点主要的区别：

　　1、人口结构不同。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

　　2、技术条件不同。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而本次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的程度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主要国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鲜有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界战争解决国家利益争端。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次金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使这次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且市场同步波动更明显。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目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资现象比较普遍，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单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更加交融。虽然会有保护主义的思潮和损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出现，但是这些做法将损害本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因此将是短命的。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是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

　　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

　　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十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摘自《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删减)

　　【链接】

　　一代经济学大师孙冶方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翻译。1930年回国，不久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博士带领下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是中国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抗战爆发后，在华中局党校等机构担任教职。

　　1949年后，孙冶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上海财经学院院长。1954年调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统计核算体系。1957年后，出任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推动经济研究与经济工作的密切结合，积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主持两周一次的经济问题研究座谈会，是经济学界杰出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从1956年下半年起，孙冶方深感斯大林体系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从“总产值”说起》、《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等著名论文和报告，从市场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这套体制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对当时中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均产生重要影响。

　　孙冶方的开拓性研究在前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但是到1964年以后，在当时严酷的政治背景下，他被指责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横遭政治批判，文革期间更是入狱7年。在狱中，他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学术信念，撰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文，默记《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85遍。获释出狱时，直言自己“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冶方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重病在身的情况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痛，起草《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并发表了22篇论文，积极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

　　孙冶方为推动中国学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所做出的努力赢得国人极大的尊敬。他敬畏规律、守护真理的理论勇气，求真务实、严谨精慎的学术精神，仗义执言、勇于担当的刚毅品质，存同求异、宽厚包容的博大胸怀，淡泊名利、朴实无华的人格风貌，堪称学界楷模。

　　1983年2月22日，一代经济学大师孙冶方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