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安格斯·迪顿在普林斯顿大学出席新闻发布会。CFP图

　　“为了设计提高福利、减轻贫困的政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这方面，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这种理解所作的改进无人能及。他把个人选择和整体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促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上的变革。”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奖励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所作的分析。”

　　相比以前的得主，迪顿的经济学理论更加通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关联，他关注幸福、贫穷和健康等普罗大众关注的话题，研究深入浅出。

　　“我还是有点困。”得奖消息公布之时，恰是普林斯顿早上7点，迪顿很高兴，采访中，还是不忘谈及贫困，“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

　　迪顿生世如何

　　生于苏格兰，父亲是煤矿工人，望子成龙心切，送迪顿读私立学校。迪顿倒也争气，在学业上努力、顺利，如今在普林斯顿任教，儿女也都从事金融事务

　　今年69岁的迪顿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拥有英、美双重国籍。

　　迪顿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出生于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家贫只能从事最底层的挖矿工作，梦想是能从地底逃亡来做地上的工作，经过努力，终于成为一名排水工程师。

　　一代要比一代强。

　　父亲为后代规划人生，他说服迪顿的老师帮迪顿补习，送迪顿读私立学校，(一学年学费比父亲一年收入都要高)，迪顿不负所望，考上大学，197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3年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至今。

　　多年以后，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这样记述：“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的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大学部生所不能比的。虽然我父亲很长寿，也见识和享受到了一些如今的高水平生活，但对于他而言，他的孙辈们生活质量之高，已是全然超乎想象了。而他的曾孙辈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财富数量还是机会数量，更是那些生活在约克郡煤矿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主要研究什么

　　关乎三大问题：消费者如何分配开支;社会收入有多少是消费掉了，有多少是储蓄了起来;如何度量福祉和贫穷

　　迪顿是一名微观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消费者选择，专注方向为健康、贫困和不平等。

　　迪顿数十年研究，主要关乎三大问题：消费者如何分配开支?社会收入有多少是消费掉了，有多少是储蓄了起来?如何度量福祉和贫穷?

　　迪顿是将计量经济学应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利用数据及模型研究消费者行为，出色研究启发了其他经济学家将计量经济学应用于研究生产，影响深远，在微观层面上理解消费者个人行为，有助制订公共政策，有助预测消费者对特定政策的反应，以及评估福利是否有助改善生活等”。

　　在经济理论界，迪顿堪称“教科书级”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他早期在消费行为上建立一套很好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系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内容。

　　迪顿最令人关注的文章是 1980 年与John Muellbauer合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需求理论推导，估计居民在一定的可消费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价格下，对农产品的需求量。

　　两位学者以所有商品的价值与个人收入，设计出对于不同商品需求的预测系统，如对衣服需求预测的微分方程、对食物预测的微分方程，每个方程显示了特定商品需求对所有商品的价格变化，而这样的系统帮助政府在制定诸如食物增值税或降低特定族群所得税等政策时，能够了解改革对于各种商品或不同社会群体所会造成的得失。

　　35年后，该需求系统仍为其他研究学者所承继与更新，并持续作为经济政策效果研究、价格指数建构以及跨国、跨期生活水平比较时的圭臬。据统计，这篇文章被引用高达4000多次。

　　1990年前后，迪顿又发表多篇论文，指出当时以宏观收入和宏观消费为起点的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收入与消费的实际关系;他提出微观收入与宏观收入的变化方式很不同，因此应该统计个体是怎样依据其收入来调整消费的。这项研究阐释了为什么对微观数据的分析是解读宏观数据的关键，当代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广泛采用迪顿的研究方法。

　　在近期研究中，迪顿强调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统计能够用来阐释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迪顿在研究中还阐述了如何利用家庭数据来揭示收入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中的性别歧视程度。迪顿将研究焦点放在家庭调查上，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从基于整体数据建构的理论领域向基于个体数据研究的实用领域转变。

　　什么研究方法

　　与以往多数经济学奖得主不同，迪顿更偏向研究个人行为，而不是从庞大的统计数字中得出定理

　　迪顿一直警告利用总体经济数据去作出重要经济政策决定是不可取的，强调要了解不同年龄层及收入的消费者，因为经济条件因地因人而异。这亦影响他计算贫穷的方法。他一直反对世银设贫穷线，本月初便指出与其把焦点集中在收入水平，不如留意健康等更容易评估的指标，例如孩子营养水平、身高、是否可容易取得水源及上厕所等。

　　挪威经济学院教授Ingvild Almas表示，印度政府已透过迪顿的研究改变对贫穷的衡量方法，进而影响了政府的减贫政策，如印度对穷人的补贴政策，根据研究结果扩展到原本未在定义之内的贫穷家户，使他们得以获得补贴购买生活必需品。

　　迪顿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他从不会羞于发表政治意见。他每年都会为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写两次文章，评论美国时事。其中他曾写过文章，批评共和党企图推翻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疗改革，又批评美国政治体制未能解决国内的贫富悬殊情况。

　　他警告，不平等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大于英国，因为金钱在美国政坛扮演重要角色，且有说客文化。他引述同事研究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与富有选民的偏好紧密相关，与贫穷选民的偏好则无甚关系，这显示民主政治正走向财阀政治，令人忧虑，“收入差距在大多数国家不断增大。其中在美国，虽然目前主要收入仍来自薪酬，而非利息、分红或其他资本收益，但收入最顶层的一群持续创造大量财富，将令收入格局发生变化。这些财富不能反映赚钱者对社会所作贡献，令有才华的年轻人放弃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国家繁荣随之受破坏。”

　　与因研究欧美财富不均根源而声名大噪的皮凯提一样，迪顿也警告，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极高收入会转化成极大财富，导致世袭“闲置”财富。

　　迪顿亦关注气候变化，曾撰文指出：“不受控的气候变化是人类新面对的重大危机。或许人们要受过苦头，才会肯面对这问题。”

　　这些对他的经济学研究都产生了影响。《今日美国》报道，迪顿在经济学研究中，融合政治学、心理学及哲学，分析收入、消费及贫困的关系。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指出，迪顿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二、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包括宏观和微观数据搜集);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评语说：“在强调个人消费的决定与整体经济结果息息相关之余，他的研究有助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从事蜕变。为能规划出有利提升人类福祉与降低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首先需对个人消费的决定有所了解。在增进这方面理解上，无人可与迪顿匹敌。”

　　如何定义幸福

　　迪顿用经济学实证说明：赚大钱真的未必让人比较快乐。一些企业高管受研究的启发，主动降薪且提升底层员工的薪水

　　比起诺贝尔奖委员会与经济学者对迪顿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的推崇，消费者可能更好奇迪顿的研究对普通生活有何教益?

　　针对这个问题，哈佛法学院教授桑斯坦找出迪顿与2002年经济学奖得主康纳曼的调查，这是一项关于“你是否幸福”的调查。

　　一般来说，研究人员测量人类幸福程度的方式，主要是要求受试者以1至10分自我评估总体生活满意度，但是大多数测量方程式中，年收入作为一项系数，比重比较大，但是忽略了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快乐、压力与悲伤等情绪，因此迪顿与康纳曼改采另一种问法，在2008年至2009年针对美国家庭抽样45万受试者，让受试者以1至10分对最近的生活中遇到的快乐或压力等情绪进行打分。

　　迪顿与康纳曼2010年的研究结果，与过去受试者评估总体生活满意度测出的结果差异相当大：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人，比起其他收入族群，自我评估生活中的快乐情绪不会随着收入而增加;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的受试者，比起其他收入族群，虽然不必担心账单付不出来，却有其他的烦恼。;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受试者常因入不敷出而承受较大压力。

　　为什么快乐程度不一定会随收入增长?

　　迪顿与康纳曼以经济学家的角度推测，其实也还是那几句老生常谈：高薪不代表人拥有健康的身体，高薪意味着工作压力大、工时长，没办法有足够的私人时间与亲朋好友相处，更可能会剥夺像是享受美食的这类小幸福。

　　过去只知道收入太少难以维持家计，钱买不到幸福与健康这类的话，多半出于自我安慰的心理，没想到迪顿用经济学实证说明：赚大钱真的未必让人比较快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被应用开来。信用卡付款处理公司Gravity Payments创办人兼总裁普赖斯4月宣布减薪93%，并动用企业盈利在未来3年令员工最低年薪升至7万美元。他直言受迪顿与康纳曼的研究启发，想做实事纾缓美国社会贫富不均问题。

　　不过，普赖斯的宏愿能否成真仍属未知数。在推出新薪酬制度3个月后，普赖斯便陷入财务窘局，两名得力助手与一起创业的兄长又为加薪问题与他起争执。看来，寻找幸福确实是一个艰辛过程。

　　如何关注贫困

　　迪顿认为，只靠国际援助无法让穷国脱离贫穷，“只援助并不能让穷国经济增长，甚至会让穷国保持穷困，国际社会最能表达同情的方法就是不要援助”，促进自由贸易并鼓励药厂研发改善穷国人民健康，才能收效

　　迪顿2013年出版了著作《逃离不平等》，该书阐释贫穷的根源及后续影响，时间跨越长达250年的经济史研究，被《福布斯》评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有资料显示，全球3%最富有居民的全部家庭收入占全球总家庭收入的20%，相当于54%最贫穷居民的家庭收入之和，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为7.02亿。经济增长并未真正转化为显着的贫困减少和就业增加，表面上看，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却正在引发贫穷、犯罪和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贫富分化、不平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和思考。该书展现迪顿对日趋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的思考。对于赤贫国家，他认为，灭贫主要障碍并非资源缺乏，而是坏政府。

　　迪顿曾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网志编辑访问，解释自己是以二战时人们逃离纳粹集中营的事迹来比拟当前“人们逃离早亡、穷困与像奴隶一样、没有民主、未受教育的生活”。他说，当非常富有的一群对公共健康与教育没有利害关系，不平等会持续下去。他形容这是不平等的“黑暗面”：当收入极端失衡时，社会上将有一些人有钱的不需要任何政府，不但不需要政府提供教育与医疗保健，甚至可能不需要警察或法院。这帮人相对独立，无意愿缴税，也大肆鼓吹要削减公共财产，从而影响贫困一群。

　　在《逃离不平等》里，迪顿认为，只靠国际援助无法让穷国脱离贫穷，促进自由贸易并鼓励药厂研发改善穷国人民健康，才能收效，“只靠援助并不能让穷国经济成长，甚至会让穷国保持穷困，国际社会最能表达同情的方法就是不要援助。迪顿还进一步指出，援助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提振美国某些产业，所谓援助穷国最终一定会失败。”

　　但这立场引起不少争议。比尔·盖兹就反驳称，援助的确能让穷国脱贫，“摩洛哥、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泰国、毛里求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都曾接受援助，现在经济都已茁壮。”

　　盖兹认为，这种论调让人遗憾，“援助项目真正的目的是要增加人类的福祉，尤其是健康状况与农业方面，援助是富国能为穷人做的最好的开销项目之一”，援助的成功率就跟美国硅谷创投公司投资新事业的成功率一样，没有人会说，“看看硅谷那些失败的新公司，创投真浪费，别投资了”，但为什么对援助的成果就悲观呢?

　　盖兹希望迪顿多花点时间，研究改善援外的方式。

　　迪顿观点

　　富国不应该直接援助穷国

　　在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外国援助虽然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祖父母和孩子可能不想在一起生活

　　根据迪顿在2013年做的一项研究，跟18岁以下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老年人过得不开心，怒火和压力更大

　　穷国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的人的比例竟与富国不相上下

　　虽然人们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

　　冷知识

　　● 从1969年到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总共发了47次，76人次获奖，其中24次只给了一个人。

　　● 获奖者平均年龄67岁，最年轻的获奖者为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获奖时51岁，最年长的获奖者为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获奖时90岁

　　●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目前只有一位女性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命中率最高的是宏观经济学，该领域里有9名获奖人。

　　● 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章由瑞典艺术家和雕塑家Svensson-Lundqvist设计，有代表着象征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的标志。

　　记者 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