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儒道之间

　　文| 本刊记者 钟晓武

　　李稻葵自称带着儒家传统学习现代经济学之“道”，介于儒道之间。他一面对内建言决策，普及学说，一面不断向世界解释被误读的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人格是外儒内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经济学从诞生起，似乎就是一门兼济天下的学问，然而经济学家们的选择却未必一致。

　　在一次座谈会上，李稻葵将经济学家分为三类：道家、儒家与商家。道家醉心于纯粹的经济学基本规律的研究;儒家希望以经济学解释、影响现实决策;商家专注于研究企业行为，自身亦为商业世界的一分子。反身自问，李稻葵认为自己是“带着儒家传统跟着道家学者学了现代经济学之‘道’，希望用‘道’来解释中国的政策”，介于儒道之间。

　　“作为学者，他用清晰说模糊，把模棱两可的信息普及给百姓听。作为央行货币委员会的委员，他用学识谏国策，把问题与解决直言给政府听。作为经济学家，他用英语说中文，把被误读的中国正解给世界听。”2010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这段获奖辞很好地说明李稻葵的身份体认。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李稻葵的影响越来越大，似乎也缘于这种不断的言说。2013年12月28日，作为“2013第八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演讲嘉宾，李稻葵在开讲前几分钟才匆匆赶来。会上，他认为应发挥市场作用和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以缓解2014年中国经济下滑的几个风险点：地方债、整体资金流量和国际金融市场问题。

　　会后，李稻葵全副武装，骑着一辆摩托车飞驰而去——无疑，在拥堵的北京，摩托车是最为高效的交通工具，而在2013年的最后几天里，仍有许多场合在等待着他的言说。

　　问道

　　1969年，6岁的李稻葵跟随在外交部工作的父母下放湖南、江西等地的“五七干校”，开始少年时代的一段漂泊之旅。十年之后，他考上清华大学，成为经管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

　　毕业前夕，李稻葵以第2名的成绩被首批“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录取，获得申请哈佛大学的留学资格。可由于留学计划初次运作，李稻葵错过了哈佛大学的申请截止日期。然而，幸运的是，来京讲学的哈佛教授帕金斯看上了李稻葵，建议他先做一年访问学者，次年再进入哈佛学习。当年哈佛校园里的访问学者普遍年龄偏大，被大家戏称为“老访”，年仅21岁的李稻葵成为那里最年轻的“老访”。

　　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结束一年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哈佛名师云集，李稻葵先后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等经济学大师，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与比较经济学。马斯金是李稻葵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这位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令中国人感兴趣的是，他当年带出的一批中国弟子，如今均已占据要津，成为中国经济界的中坚与精英。圈内将马斯金的六大弟子——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王一江、许成钢、邹恒甫称为“哈六”。

　　回忆起在哈佛的求学岁月，李稻葵认为当时有许多导师与研究课题，选择马斯金，是因为他主攻的“机制设计”，对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中国现实很有借鉴。

　　1992年从哈佛毕业后，有两份录取通知书——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和密西根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等着他。出于研究兴趣的考虑，李稻葵来到薪水较低条件较差的密西根大学，兼任那里的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5年之后，李稻葵来到斯坦福大学，担任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

　　1999年，面对南加州大学终身教职的邀请，李稻葵选择前往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在美国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尽管他始终心系中国经济的研究，可在国外这并非主流。

　　5年后，李稻葵划了一个圈，又回到清华大学，在这里，有更为火热的中国现实，对他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福气，尽管从经济学收入最大化的原则来看，这又是一次“非理性”的选择。

　　谏国

　　回归清华后，李稻葵最想做的两件事情，一是让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现代化;二是用更加国际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初回国时，除了经济学圈内人士，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李稻葵。可他很快变得活跃起来，不断对经济决策建言发声，对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发表评论，他将这部分工作称为“社会服务”，在他看来，一所研究型大学学者的工作除了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社会服务。2010年，李稻葵与周其仁、夏斌成为新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可以更进一步地发挥其决策建言的作用。

　　高企的房价长期以来惹得国人怨声载道，并成为政府调控打压的对象，可一边骂，一边打，房价依然越来越高。在李稻葵看来，尽管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表面看是自由市场，却建立在非常奇怪的基础之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2010年“两会”上，李稻葵提出“二次房改”，建议对住房需求和住房供给进行分类控制，实现以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为特征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

　　房地产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进行彻底、全面、系统的财税改革，第一是地方财政的改革，不能要求地方政府动辄搞配套资金，国家如果有什么事让地方政府去做，应直接给钱;第二应允许、鼓励地方政府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眼下，李稻葵最关心的是如何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在他看来，“高货币存量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必须严守的底线”，“其他错误可以犯，这个不能犯”。银行改革成为首要任务，严格监管条件下银行资产的证券化，则是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

　　对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问题，李稻葵认为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在南方一些发达地区，农民的经营思想非常理性，而在另一些欠发达地区，如果要把土地全部归于农民，“第二天就会产生一大批没有土地的家庭或农民，他们的经营思想不够理性，拿到地后很可能打牌输掉了。”

　　释误

　　近些年来，李稻葵将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用英语说中文，把被误读的中国解释给世界听”上，一年参加数十次国家会议。

　　李稻葵给大家讲了一个段子：在国际场合，印度人讲话讲得太多了，日本人讲话讲错了，中国人则讲得太少了。而“在国际上不太善用现代经济学的道理跟别人辩论，对我们的利益损害很大”。

　　李稻葵讲话速度比较快，喜欢用长串的排比，给人善于论辩的印象。可在他自己看来，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企业家，只要踏入国际舞台，就很自然地被推上“发言人”的角色，需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用他的逻辑把中国的事情讲出来”。

　　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压低汇率，并将其作为中国外贸顺差巨大、美国人口失业的问题所在。在李稻葵看来，这是根本的逻辑错误，“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巨幅升值，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出口商只有通过提高出口价格的方式，将升值压力转移给美国的消费者，不但不会使外贸顺差大幅下降，还会使我们在国外卖的产品价格上升，美国通胀上升，两败俱伤”。人民币汇率应该渐进地、可控地升值，并且以自己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调整。问题在于，“美国的决策者首先考虑的是国内的政治话题，即便他懂这个道理，也不愿意承认这个道理”。

　　在国际场合发声，有时需要直面一些甚至毫无道理的挑衅。这两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论调，经历了从金融危机刚发生后的“捧杀”到“唱衰”的转变。2012年11月，李稻葵赴日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年会。在一个分会场上，一位“不入流”的经济学者用自己“独创”的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将马上崩溃”，并以此和李稻葵辩论，台下坐满来自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李稻葵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觉得“最大的压力是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自己的逻辑”。他先对台下的投资家们说道，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听论辩的，而是要对自己的钱包负责，接着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坦言中国并非没有问题，但问题绝不是什么经济要垮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要改革，不改革我们的效率上不去，不改革我们的长期增长难以持续，不改革我们的老百姓不能够从增长中得到实惠”。陈述完毕，李稻葵对台下说，如果你们信中国经济马上崩溃的论调，你们就要输钱了。听李稻葵讲完，台下听众凝重的表情逐渐放松下来。

　　2013年4月21日，清华大学启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李稻葵担任项目主任。该项目将面向全球选拔优秀本科毕业生到清华接受硕士教育，使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以培养跨文化的国际视野。

　　毫无疑问，向世界清晰而客观地讲述中国，不仅需要李稻葵这样的中国学者，还需要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