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教授认为，未来城市化会对中国的生产力布局、经济格局、不同的地方和产业带来巨大影响。他建议地方政府要把注意力从硬件转向人气，建设紧凑型、全球化和法治城市

　　开放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东西，人和要素开始流动起来。中国流动人口2.3亿，那是一个巨大的在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现在所谓经济有活力，跟流动有关，我们现在有很多乱也跟流动有关。

　　今后三十年，中国很大程度要从流动转向集聚。这个转向会对生产力布局、经济格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产业带来巨大影响。现在全球城市化率跟中国差不多，但是70亿人中，35亿人的城市人口居住的城市面积一共是4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面积1%。

　　中国今天的空间分布是相对非常分散的，但即便如此，集聚的倾向已经发生。人如果允许他流动，流动当中他会聚到某些地方去，而且集聚的集中程度超出想象。

　　人自由了之后为什么往城市跑?城市不是很麻烦吗?又贵、又堵、空气不好、拥挤、生活压力大。根据我的观察，所有抱怨城市的全是城里人。大家就是在城市里批评城市。什么意思?就是希望你走。你走了就不堵了，我得留下。人人都这么想，它有解吗?统计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批评城市，人还是往城市去。什么道理?我下面讲几条我理解到的道理。

　　第一条，城市有更高的收入。你看农民进城，这城市怎么待，干什么都要钱。城市为什么做什么都要收钱，因为城市你干什么都挣钱，因为你挣了钱，所以他什么东西才收钱，你付钱不就是他挣钱吗。城市它本身聚到一起会增加收入，分工程度细了，需求集聚会刺激分工，而分工是生产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

　　第二条，人聚到一起以后，基础设施就要跟上来。人聚到一起，如果没有下水道，瘟疫就可能流行，所以公共卫生、下水道全是因为城市而产生的，这是巨大的投资，这个投资只有狭小的地方摊得起，如果是整个国土，你说修地铁，门儿都没有，这个可以节约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费，可以让城市生活文明化提高起来，然后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信息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济资源，它是可以无限分享的，它跟物质的东西不一样。

　　第三条，现代经济增长不是靠物资投入推动，而是靠知识推动增长，知识就是想法，想法怎么生产?是不同想法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借力，很多想法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你一句话启发了我，我一句话启发了他，是在激荡中产生知识。人如果很分散地住着，想法就没了。

　　最后一条，分工提高生产率。分工有没有危险?分工是很危险的事，当你只会干某些事情，经济结构一变动你就没用了。分工层次越高，只要需求一变化，技术一变化，很多工种失业。中国城市这个机会没了，那个机会就来了。你在大城市，你很容易跳到技术革命高速发展的下一艘船上去。

　　聚到一起，需求集中了，分工扩大了，想法多了，信息成本低了，会产生更高的经济集聚，经济集聚又刺激人口集聚，所以城市化是这两个集聚轮番推动的一个结果。中国的集聚方兴未艾，好戏在后头。因为你差距大，人会对差距做反应，你只要给他自由，他会挪到收入较高的地方去，越往那挪，刺激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会吸引更多的人往里挪，这是动态理解的城市化。

　　我们的城市化率横向比较世界平均水平，跟发达国家差好大的距离。52%，也就是美国1962年的水平，差不多是日本1955年的水平。你再研究中国的数据，发现很有意思，我们的城市化率不高，工业化率很高，我概括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全世界城市化率50.9%，工业占GDP的比重为26%，我们是50%左右的城市化率，47%的工业化率。怎么做到的?世界工厂这个称呼名副其实。

　　从横向比、从历史看、从世界的潮流看，现在一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有发展空间，从50%到80%，还有30个百分点，这也是李克强政府启动内需、抵御全球新常态的一个对策。因为工业化再提高不可能了，工业化指数我们已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了，下一步抓什么，怎样让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城市化，这个判断大概是会支持的。我的看法，中国的城市化比一般国家持续时间要长。

　　第一条，我们目前还是初级城市化，就是农村人进城，城市化还有一个阶段，是城市人到城市去，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去，这个苗头现在已经有了，不是主流。

　　第二条叫再城市化。因为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化，行政主导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个政府都在搞城市化，都在大干快上基础设施、招商引资招项目，带来一个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带来资源无配制。人口流动不看你是什么级的，你以为你是县级市我就一定去?人是看机会的。这两个力量中间有很大的误差，我可以很高程度地断定，我们现在热火朝天的很多项目，有一些将来要废。所以中国还有一个再城市化的过程，要把行政主导的色彩减弱一点。

　　即便你这个地方有人来，能吸引经济集聚，经济集聚能吸引人口集聚，这里头也有大量的挑战性问题，怎么管理?怎么应对?聚到一起是很大的挑战，当下两个问题。一是跟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有关，就是我们现在引起全球关注的政府债务，这是第一个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债务危机，或者有债务危机把它化解了，下一步有更大的麻烦，就是集聚来了以后，我们农业社会习惯于平地空间格局，在某些小地方集聚了很大的经济力量和人口力量，管理得了管理不了?治理得了治理不了?

　　我认为第一个挑战是债务危机。最近全球有一股看空中国的潮流，看空中国的一个根据就是你们正在像当年日本和后来的欧洲一样，过高的债务。首先，它确实是投资驱动和土地财政的结果。这么多共同的趋势，你不能说个别官员的关系，它是制度性、体制性的，也是我们各地对城市化机会做出的一种竞争性反应。

　　其次，多大债务不重要，你管理得了，管理不了，应对得了，应对不了这个能力很重要。什么叫能力?现在大家注意的总量，欠了多少钱，注意的是占你财政收入的比例还不还得了，资产怎么样?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借多少钱，借来的钱投资质量怎么样。这个质量不是物理上的质量，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是你修一个桥未来有没有流量来背，未来有流量背，你借多少钱都不可怕，因为有人替你还。最怕的是挺大的基础设施将来没有流量，而这个没有引起各方面注意，所以我提出“人气”至关重要。人气就是“密度+流量+活力”。再漂亮的东西在财务上得有人给你背，得有人通过消费，通过活动给你买单。所以下一步，城市领导者，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要把注意力从硬件转向人气。

　　我认为城市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叫紧凑性城市。它的对立叫做蔓延性城市。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以大为荣，这是反城市文明的，全球趋势越来越多的经济流量集中在很小的国土面积上，我们现在因为体制问题，因为征地多、卖地多，财政就充裕了，所以就一圈一圈地扩城市，这个模式有很大的麻烦。因为它密度不够。密度不够流量就不够，摊子摊得越大，将来回报越差，很多就变成债务危机。“紧凑性城市”内含之意就是集中在一起，就是城市要有边儿，划完以后不能动，流量进来加密度。

　　第二是一个城市要有人气，不能靠本地资源支持，本地精华都放进去，不足以支持竞争时代的人气持续地旺盛，一定要有全球元素。

　　第三条，叫法治城市。这个词有点大，因为整个国家都应该是法治国家。用在这里什么意思，是从我北大的一个学生身上找到的一个感觉，很多人离开北京以后，原来叫逃离北上广，北京房价太贵，走了，到小地方去了，过几年又回北京，问他为什么?说小的地方不行，小地方全是小的圈子，外来人进不去，所有的事他们都互相认识，所有的机会他们互相认识都给分了，不能够一视同仁，这种城市氛围不利于更广泛地吸纳优秀的人进去，这一条在城市治理当中一定要当心，当心我们地缘的束缚，本地人把外来的精华因素抵消了。

　　(本文是周其仁教授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道农沙龙上的主题演讲，文章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