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国企是否应该?

　　“中远该不该救”的争论，让“国企该不该救”一论再次摆到台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斌在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说：“鉴于中国远洋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中国政府也有可能对它出手救援，而且也并非不合情理。”他指出，由于目前国内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全球资源，中国远洋既是中国航运业的长子，也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担负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任务，救助是应该的。

　　但是，目前在中国特别是国资监管体系中，国家救援企业还是一个政出多门、随机性强的行为，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政策依据和成功案例支持的企业救援制度和机制，对于“什么时候该出手”没有规则。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少强在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说：“国家并没有相关的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救助。央企尤其是中国远洋这样很大程度上基于市场行为、由于自身经营战略问题导致财务困境的公司，没有国家给予补贴的先例。从以往的例子看，中国政府的救助也一般是针对一个行业，而非单个企业。”

　　石油行业是典型一例。国家为抑制物价上涨、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对成品油价格进行管制，造成炼油企业巨额亏损。于是，中国政府给予“两桶油”炼油亏损补贴，这个数据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达到8711亿元。

　　此外，东航对赌失败也曾获得90亿元资金援助。然而，专家普遍认为，这种行业性行为要覆盖整个国企是不可能的。据国资委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一年，中国有68家央企出现了总额114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浮亏。中国政府直接承担了很多央企的亏损结果。“亏损频频出现，盲目投资等行为存在，无疑来自一种缺乏监管下的‘安全感’——央企不怕破产。因为目前缺乏企业内部的约束机制、外部监管机制，尤其是缺乏问责机制。“

　　而在地方层面上，救援企业特别是国企的行为频频出现。例如京东方被称为A股市场最会烧钱的上市公司之一。由于其从事的液晶面板行业是政府扶持性产业，所以在ST的关头总是能够神奇地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一笔补贴，渡过危局，成为“不死鸟”。

　　反对救援国企者的另一个论据就是欧美国家政府不干涉市场竞争造成的优胜劣汰。然而，杨斌认为，政府救助企业的行为并非中国独有，金融危机时欧美动用巨额资金救市，美国政府对通用公司等陷入困境的企业也不排除采取直接注资的方式。

　　2010年，通用汽车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将关闭12家工厂并裁员2万人。高管们奔赴华盛顿跪求政府救援，取得了美国政府包括直接注资在内的系统性治疗方案。2007年，在奥巴马政府特别行动组及其安插在通用董事会的外部人员的施压之下，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改：关闭工厂、剥离品牌、抛弃经销商、引入新的领导者。

　　同样重要的是，特别行动组帮助说服借款人减记通用的大部分债务，这使得公司迅速从破产状态中浴火重生。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和退休人员医疗成本从通用账面上移除之后，公司每辆汽车的制造成本锐减数千美元，事实上，如此巨大的成本削减使得通用每车成本低于许多竞争对手一两千美元。成本削减加上质量改进(以及丰田众所周知的召回问题)，帮助通用在所有车型上实现了盈利。

　　通用的复苏为补偿政府救援带来了希望，当初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向通用提供将近500亿美元的贷款，将其从清算的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很快救援就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帮助通用削减成本和恢复领导班子的活力。

　　被广为提及的雷曼兄弟的倒掉，更是一个政府不救关键性企业会导致严重结果的案例。

　　2008年，雷曼兄弟这家有着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公司，手头持有600亿美元房地产低级债券，在几经抢救无效后，向纽约南区美国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然而，曾动用300亿美元支持摩根大通完成对贝尔斯登的收购、出手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美国政府为免引发美国民众的巨大怨气而拒绝援助。这一决定深合市场要旨，结果却是各方始料不及的。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金融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不愿意拯救雷曼兄弟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纳税人资金，用于拯救更多的金融机构。

　　“从国际国内的经验来看，对于影响重大的行业和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政府一般不会撒手不管。国企是全国人民所有的企业，拿全国人民的钱去救，自然应该。当然，援助应该注意方式方法，确保实效。”杨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