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地表水资源不足，并且部分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地下水曾被认为是清洁稳定的水源，这种看法目前正在被颠覆。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地下水质监测中，“较差——极差”水质比例达到55%。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侯京玲说，往地下排污并不是个案，很多城市都正在发生。

　　侯京玲：就考虑怎么样增加经济收入，但是不想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不叫发展，叫欠债，我们现在都在借账生活。就像往地下打水，为什么能打进去?过去为什么打不进去?很多城市的地下水已经空了，不用很大的压力就能打进去。

　　侯京玲介绍，最浅层地下水的形成最少也要一万年，而很多往地下排污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犯罪，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经过地层的过滤，水自然会变得清洁。侯京玲认为，对环境威胁最大的，正是社会上这种对于环境和生态普遍的愚昧认知，而造成这种知识匮乏的，源于教育的缺失、人才的匮乏。这些年来，从事生态基础理论研究的地理系在各大专院校中被纷纷撤销，导致从政府决策到企业生产再到百姓生活，对生态的理解都非常偏颇。

　　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越来越高，未来我国该如何挽回?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贾海峰建议，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上防范环境风险和压力。

　　贾海峰：一个是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第二就是产业的空间布局在哪里，尤其是像在河边上这种，如果一有污染的话很快就扩散到下游去了，所以对产业的布局、产业的升级改造，从是源头控制污染源的重要方面。

　　在最近爆发的一系列污染事件中，当地环保部门几乎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中国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现在环境保护中最大问题在于，监管部门自身出了问题。

　　汪玉凯：很多地方的监管部门实际上变成了保护伞，下一步必须要加大政府自身对环境监管的力度，严惩这方面的权力滥用，从根本上遏制部门利益，彻底割断执法机构、环保部门和被监管企业后面的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