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国外很多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情报机构雇员，大多都是前政府资深情报人员。有的政府设立研究生院，培训商业间谍。有的美国大公司可以为面临退休的特工提供有吸引力的报酬。同时，许多政府情报机构，也把搜集全球重要经济科技情报放在首位。据报道，美国很多公司委托专业情报机构收集情报。

    江涌称，“工业间谍”是随着工业革命兴盛才日趋泛滥，本来就缘起于西方。当年，德国为获得英国先进技术，经常偷窃英国的工业设备、诱捕英国技术工人。 

　　行业差距与西方缩小，导致中国间谍案高发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过是间谍侵扰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后，一些化妆成“国际友人”的商业间谍潜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

    江涌称，现阶段中国之所以成为商业间谍案高发期，主要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企业、行业的核心技术是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

    他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江涌说。

    “力拓案”曝光前，“经济安全”是个冷僻的概念。江涌觉得，有些人说经济是“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这不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国人。

    其实，在现代商业社会，情报人员可谓无孔不入。比如，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这中间，就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工业间谍的另一个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在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声誉。一些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

    江涌说，某些基金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与我国的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该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此类情报渗透活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称之为“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刺探。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言论，或引导舆论，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因涉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被查处，应该是“最典型”的经济安全案件。该案中，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时，中国官员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帮助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江涌认为，那种针对一国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的“间谍行为”才最厉害，它会悄无声息地将国家经济政策引向歧路，当你觉醒时，却发现已完全被别人俘获了，如同请君入瓮。

    产业升级中的“陷阱”比工业间谍更危险

    北京欧地安科技公司是一家专门提供电磁安防设备的公司。在现代商业环境下，各类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任何电子器材都会释放电磁波，因此利用电磁波的采集和还原技术窃取商业情报，就成为跨国间谍的高技术手段。

    “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只要它在使用状态，间谍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通过收集电磁波信息，把使用人在现场说的话还原出来。”欧地安公司总裁佟建勋介绍，其公司最初业务主要是为政府、军队等特殊部门配备电磁安全设备，而现在，许多大企业、甚至高档的私人会所也开始需要此类服务，“人们对安全环境的敏感性更高了”。

    不过，这位电磁安全技术的专家却更看重经济安全中“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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