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社科院报告，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其中相当比重为进城打工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没有户籍，很少保障，能否融入城市，值得探讨。

　　日前，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对10365名实名注册用户进行的调查显示，60.2%的受访打工者期待未来十年成为新市民。在他们眼中，成为新市民的三大标准是：同工同酬、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住房。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上海人口计生委处了解到，在外来人员中，打算在沪长期居留的比例达到四成，如将拥有自购房的来沪人员都视为打算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员，则八成没有自购房。

　　外来人员在沪面临的烦恼主要是居住条件差和工作强度高：对于前者，目前外来务工者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元，想通过购房融入城市并不轻松;对于后者，本报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少有双休日，通常是一个月休息三天或每周休息一天。

　　但即便在二三线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要想融入城市也并不轻松。在浙江绍兴的艾默樱控股集团，来自陕西的打工者钱文才对本报记者说，他和妻子已到公司七八年，每人月薪3000元左右，最近他们还把小儿子介绍到了这个工厂工作。钱文才此前多年打工攒下了十多万元，但因为小儿子的一场婚礼基本耗尽，因此尽管全家都在绍兴，但并不敢想象将来能在这儿买房生活。

　　前述万名打工者调查中，对于他们的忧虑的选项，73.0%的人首选“生活成本高”。实际上，老一代和新生代打工者的感受略有差异。年轻的打工者流动性高，年岁稍大的打工者更稳定，正如钱文才夫妻满足于每月3000元的收入，但儿子却不太满足于不多的薪水和枯燥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认为，大多数老一代打工者进入城市是谋求温饱，新生代打工者则是谋求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认同。换句话说，老一代更多地强调“生存”，而新生代看重的是“生活”。

　　当然，也不乏留下的外来务工者，在浙江丹吉娅集团一位中层管理者吴国其已在当地购房，他加入公司近十年，目前夫妻的收入足够按揭的需要。他对本报记者说，只要公司需要，会一直干下去。

　　这样的例子至少说明未来可期。前述万名打工者调查显示，65.3%的人对自己未来十年的生活有信心。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我国未来将“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本报记者缪琦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