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向处于破产的中江集团贷款近30亿元。在其摇摇欲坠、其他银行已察觉抽身之时，建行为何继续增加贷款甚至发行理财产品为之输血?
□ 本刊记者 沈乎 温秀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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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熟悉建行的高层人士如此定性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江集团）破产重整案：“这是建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风险事故。”浙江、上海多家银行泥足深陷，其中受累最深的正是浙江建行，仅建行一家的贷款规模便接近30亿元。
中江集团地处杭州市下属的建德市，自我介绍是集投资、科技、制造、贸易、旅游、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控股集团，其直接持股控股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众多，俗称“中江系”。
中江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7月复会。经过一个多月的会议暂停和债权审核，中江集团总体负债金额将被最终确认。多位接近此案的人士对财新记者称，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中江系”债务规模近80亿元，为杭州历来最大宗。银行贷款约50亿元，建行占了大头。
此次债权人会议于5月底在杭州召开。一位债权人代表介绍，当时统计出中江集团的债权人约有68家，中江集团下属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的债权人约241家。
此前，中江集团破产重整的思路已确定，杭州市政府围绕此案成立了数个风险处置小组。6月14日，杭州市政府首次发布俞中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拘的消息。接近俞中江的人士透露，早在三个月前，他已被警方控制。
被刑拘之前，俞中江在警方控制下，居住在杭州市西湖畔的温德姆酒店。这座目前还属于“中江系”的准五星级酒店，已被债主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接管。据与俞中江有过业务往来的知情人士说，温德姆酒店正是其“投资失利，噩梦开始之处”。
财新记者获悉，此案引起建行总行的高度重视。自事故爆发，建行总行已派出三四轮工作组到浙江调查“中江系”贷款情况，分别来自公司业务部、风险管理部和纪检监察等部门。
随后，2011年3月从建行陕西省分行行长调任浙江省分行行长仅一年的崔滨洲闪电离任。与“中江系”贷款有关的三名建行支行行长也将在本月等到正式处理意见。
几轮排查
一位接近浙江建行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中江系”债务中，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建行和浙江中行，分别近30亿元和10亿元，浙江工行在其中也有1.5亿元以上的贷款余额。
不惟浙江，财新记者获悉，上海至少有两家商业银行也牵涉其中，其中一家是花旗银行，贷款余额数千万元。
“这种规模的事件，建行历史上没有过，牵涉到很多人，所以建行上下非常紧张。”一位接近本案的人士说。
“事发后，多位高层先后来过，行长张建国也亲自来过，还启动了两项全行范围的大排查。一是防止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防止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的风险排查；二是对民企的风险隐患的全行排查。”前述接近当地建行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
该人士认为，建行浙江分行负有管理责任。崔滨洲调赴浙江不久，未融入与当地分行，当地员工士气低迷，经营每况愈下。在明知中江的资金链已经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还力主给中江贷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位接近建行的人士则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崔滨洲到浙江后，没有完全摸清情况，也没有适应江浙“和风细雨的风格。把杭州地区支行从14家简单撤并到7家的举措树敌不少。此外，他给建行浙江带来的一些考核指标，令员工很不适应。但建行浙江分行前些年业绩冲得很高，有所下滑可以理解。
接近浙江建行的人士介绍，除分行层面的崔滨洲受牵连外，支行层面，建德支行行长张建标首先被免去职务，其后宝石支行行长赵三军也遭免职。
两位建行员工对财新记者说，赵三军被免职时正是去年12月31日，他不禁落泪，自陈是为业务发展，并无一己私利。张建标和赵三军两人目前担任中江案的贷款清收小组副组长。
在浙江建行员工层面，受此案件株连的约有四五十人。
蹊跷放贷
“建行给中江集团放贷蹊跷之处在于时机，为什么银根紧缩时还在贷？” 接近浙江建行的人士问道。
到2011年年底，除去存兑汇票、保函和国内保理业务，建行对“中江系”企业的贷款余额约22亿元，其中建行建德支行9亿至10亿元，秋涛支行约10亿元，宝石支行约2.5亿元，另外还有一个营业部有5000万元的委托贷款。这只是第一次统计的数字，建行内部人士有种说法：经过后续调查，与“中江系”各家公司有关的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贷款总数共30亿元。其中一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俞中江，经办行也心知肚明。
“技术上来说这些企业不是俞中江的，但贷款都是俞中江出面在跑。”一位建行内部人士说，至少有一两家企业没有被纳入建行的集团授信额度。
到2010年底，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余额为10亿元。到2011年，“中江系”摇摇欲坠的情况已经被银行业察觉，但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反而扩大了一倍以上。
由于形势持续恶化，见状不妙的交通银行在2011年6月撤出了“中江系”最后一笔愈1亿元的贷款，但建行却跟进接盘。更为离奇的是，三个月后，即2011年9月，建行还为“中江系”发行了一只价值3亿元的信托类理财产品。
“这个产品一分钱利息没有收，当年12月就明确利息不还了。”他说。
二是贷款的操作手法。两位接近本案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俞中江的问题不只是非法吸存，至少还涉嫌骗贷。
两位接近建行的人士透露，俞中江曾私刻建行建德分行的公章。
“从业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假东西。”一位接近建行的人士评论说，“金额之大，为建行史上之最。”
财新记者了解到，俞中江骗贷的手段包括重复抵押以及使用假房产证做抵押，如三本抵押权证对应同一处房产。接近浙江建行的人士说，银行在核实工作上有所疏漏，工农建三家大行都不知情。此外，俞中江曾从建德开出一张真实的土地凭证，但相应地块并不存在。
“这样一家企业，资产不大，能批出巨额贷款是难以想象的。建行三家支行都在给它放贷，似乎不是个别人违规造成。俞中江涉嫌非法吸存是最轻的罪责，但银行往往不愿意看到内部员工涉嫌刑事问题。”一位银行业人士指出。
道德风险
财新记者获悉，根据建行的审贷分离原则，企业要获得一笔贷款，首先需要支行客户经理作出申报，支行风险主管同意后再往分行上报，经过分行的五个独立审批人同意之后，才能发放。
“也就是说，一般支行行长并不能帮得上忙。如果只是贷款岗位的人违规，审批环节完全可以不批。中间可能有人在协调，才在一些规定上有让步。” 接近浙江建行的人士说。
在中江案后，浙江建行的重大贷款审批权上移到总行。
两位浙江银行界人士和一位接近本案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此案中不乏银行内部人士充当资金掮客的可能。
财新记者初步了解，宝石支行的主要责任在于为一笔委托贷款违规出具保函。这笔总额为1亿元的委托贷款来自浙江省的一家名为中新力合的担保公司，在中新力合对“中江系”缺乏了解而有所犹豫的情况下，宝石支行也为此出具了保函。这笔委托贷款的未偿余额约5000万元。
财新记者曾联系中新力合，但截至发稿时，对方没有回复采访请求。
此外，2011年，贝因美（002570.SZ）的母公司杭州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亦与“中江系”发生1亿元的资金往来。一位接近贝因美的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这笔贷款“是以贸易融资的形式操作”，即银行给予贝因美1亿元授信，贝因美集团与“中江系”下属香料企业签订一份贸易合同，发货后该企业无钱支付。
为何“中江系”危机日益逼近时，贝因美集团还愿意做这样一个贷款？该人士答道，“贝因美其实并不了解中江。如果没有银行在其中的一些安排，贝因美绝对不会去做。”
他强调说，这笔债权连本带息已经转让，贝因美集团没有风险敞口。
但当财新记者询问为何“中江系”危机全面爆发后还有人愿意接盘时，该人士缄口不言。
一位银行业从业人士分析，赊销项下的保理业务，银行一般不会去验货，而是通过查看增值税发票来提高作假成本。如此安排可以不占用出借人的自有资金，仅占用其授信额度。与委托贷款不同，实质仍是从银行获得融资。
财新记者从另一渠道得到的消息是，在贝因美集团借款和另一企业接盘的安排中，建行均起了介绍作用。
俞中江资产中最有价值的是温德姆酒店，该酒店已被杭州市国有独资的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接管。接近俞中江的人士透露，俞中江为酒店估值42亿元，杭州财开估值只有22亿元，市政府方面的估值是30多亿元。加上机场等其它资产，“中江系”缺口为十几亿元。
温德姆噩梦
俞中江发家在近十年间，暴发又在近五六年。他原是建德市一名出租车司机，后成立建德市新安江中江汽车出租服务社，拿到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又建立了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
“友邦厂是赚钱的， 2007年到2008年每年利润都在2000万元左右。”一位曾与“中江系”企业有过业务往来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但俞中江赌性很大，要进军房地产。”
在投资房地产之前，俞中江曾经在建德市投巨资建设千岛湖通用机场。据此前媒体的报道，他拥有这个项目约70%的股权，但是机场竣工后并未像料想般成功。
2008年，中江控股接盘了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星房地产），在建德同时展开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因为接盘金星房地产价格比较低廉，俞中江获利高达数亿元。
但由于预售款监管漏洞，金星房地产本该封闭运行的资金流入“中江系”资金链，随后者一并断裂。中江案发后，金星房地产于4月申请破产清算，而项目尚未完工。西城时代家园三期数百名购房者只能寄望于余杭区政府垫资建设完工。
不过，多位人士认为，温德姆酒店才是压倒“中江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俞中江接手前，温德姆酒店曾几次烂尾。从2008年至2010年，俞中江逐步进入温德姆项目，耗资巨大。
“他2008年说要去做温德姆，我看了规划觉得做不起来。他接盘的是部分产权，想把公寓产权逐步收拢做成五星级酒店，这相当困难。他没有经营酒店的经验。”前述人士表示。
前述接近俞中江的人士表示，由于收购温德姆时，“中江系”自有资金不足，俞中江向社会融资甚多，后期更是向公司员工直接打借据融资，光利息就高达几亿元。
“温德姆酒店接盘价格很高，到俞中江手上已经是转了几手的烂尾楼，每一手都加码。为接这个盘，他几乎全部是借贷，利息就已经够要命了。”前述接近俞中江的人士表示。
“此事很大程度上与当地一些企业偏离主业，摊子铺得过大，盲目投资房地产有关。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只得求助民间融资，结果因高利贷泥足深陷，最终资金链断裂，出了问题。”一位接近当地建行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