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在涉及转基因之争时，袁隆平向来以“中间派”自居。但3月13日他对转基因的一番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的关注。这篇报道称，袁隆平说：“转基因水稻或影响生育，中国人民不是小白鼠。”

　　当天，“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微博上攻击袁隆平说：“上年纪的人会固执一些。不过袁隆平会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普遍吃转基因食品吃了十几年?美国人该都断子绝孙了。”

　　方舟子在袁隆平获奖之后

　　关心转基因问题的人都知道，方舟子是转基因食品的铁杆支持者和推销者，任何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提出质疑的学者，无一例外地遭到方舟子条件反射般的攻击，即便是自称“中间派”且享有崇高声誉的袁隆平。

　　每年“两会”，即便袁隆平只是提出要谨慎对待转基因食品，也会遭到方舟子的攻击。方舟子说：“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需慎重，那么，杂交水稻商业化种植更需慎重。”

　　2011年9月29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超级稻亩产达千公斤，面对民众对转基因的恐慌，袁隆平对外保证：“超级稻绝不含有转基因。”几天后，方舟子主持的网站新语丝置顶一篇题为《袁隆平正在阻碍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的文 章，再度对袁隆平进行批判。

　　“否定杂交水稻，推销转基因”，这是方舟子打击袁隆平的老套路。

　　2006年10月14日，袁隆平在美国获得了由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两周后，方舟子在媒体上发表题为《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的文章(点击观看文章影视作品《黑狐》、《白蛇传说》)称：袁隆平获奖是由于水稻的重大经济价值，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

　　方舟子为何如此钟情于转基因食品，为推销转基因商品不惜对德高望重的袁隆平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在《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一文中，方舟子写道：技术革命会带来无知的恐慌。在国外反科学组织的活动和中国媒体的炒作下，对转基因的恐慌也已在中国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影响。

　　如此看来，方舟子已视平息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为己任。此后，方舟子的科普事业，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转基因的领域，为转基因食品进军中国人的餐桌而鸣锣开道、冲锋陷阵。

　　方舟子的“科普使命”

　　2009年，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盛况空前。在欧美科学家都无法断定转基因安全性问题的情况下，方舟子多次在主流媒体高调宣称，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中国应大力推广转基因主粮。他老调重弹：“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美国人吃了几十年，中国民众因为无知而恐慌。”

　　为了安抚他眼中的“无知民众”，方舟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和杂交技术并无区别。方舟子鼓吹转基因并非科普，他所谓的科普，是以利益为导向，更确切地说是以转基因的利益为导向。

　　在转基因危害逐渐被披露后，方舟子利用其话语权屏蔽真相，并为转基因食品编织种种神话，他在媒体上发文称：“转基因食品不仅无害，而且更安全、更环保。”

　　方舟子鼓吹转基因食品一个重要的政治武器是“中央一号文件”，他多次表示：转基因是中央推广的，“民众反转基因是反对中央。”

　　中国发展自主转基因技术与国外转基因粮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方舟子却有意混淆是非。科普作家祭起政治大棒来作科普，但这掩盖不了他为外国转基因公司辩护的事实。

　　2010年9月，面对美国杜邦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造成中国北方地区动物异常现象的事实，方舟子没有任何调查没有任何实验就一口断定，“转基因致动物异常是低级谣言”。他说，“老鼠绝迹是因为猫多和水泥地的缘故”，并指责揭露此事的新华社报刊和记者是在用“谣言挑战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国策”。

　　2010年4月，方舟子为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展开这样的科普：“这是国际公认的低毒除草剂，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当有人问到如何解释农民喝“农达”自杀身亡的事情时，方舟子说，说一种农药低毒无害是指施用剂量而言，而不是指当饮食往嘴里灌。农达原粉的毒性比食盐还低，还有人喝它自杀，真是怪异。

　　为什么方舟子推销转基因要说草甘膦?因为中国每年进口的5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中存在大量草甘膦超标等问题，这些残留的草甘膦可能会危及亿万中国人的健康。就连孟山都对草甘膦都有醒目警示：对人和家畜有害!注意：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方舟子的科普超越了一家转基因公司。他利用媒体多次在转基因问题上造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怀有特殊的使命：打小假掩护大假，表面上为民除害、代言正义，暗地里为转基因公司效劳。

　　2004年第9期《科技中国》上，方舟子发表《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源于无知》一文，署名之下注有“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此前此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多次提及这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但他拒绝透露这家“生物信息公司”的真实身份，和自己做“咨询科学家”的任务。不过，他后来又不打自招地多次为此“辟谣”。依据他的“辟谣”，海外有学者挖出他的秘辛：方舟子所说的生物信息公司，就是曾为孟山都和杜邦先锋公司做“公关”的“D趋势生物信息学公司”。这家由马来西亚人林华安办的“公关”公司，因推广转基因作物曾向印尼高官行贿，并因在2007年被美国政府罚款150万美元倒闭。

　　方舟子曾多次发表声明自己与转基因公司无关，今年2月26日，他还在微博上说：“我七八年前已不为该公司工作，如果哪家中立媒体感兴趣，我可以给他们看与该公司的合同。”

　　“打假”背后的利益输送

　　尽管如此，方舟子代言转基因的使命并未终结。2009年，中国颁布转基因安全证书后引起强烈反弹，面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不断暴露，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抵制、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和巴斯夫陆续撤出欧洲，方舟子则逆流而上，频频高调制造转基因科普舆论。

　　方舟子通过打假制造新闻绑架媒体取得话语权后，无限放大转基因科普言论，面对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对转基因食品危害的揭露，方舟子的另一重身份“打假斗士”的身份显现威力，频频对准揭露转基因危害的科学家，同时，亦为挺转基因派专家提供舆论保护。

　　不仅如此，中国转基因专家也多次用方舟子的科普作为自己推销转基因的理论依据，缘由是方舟子没有官方背景代表“正义良心”的打假斗士，更有公信力。体制内挺转基因学者与方舟子实行里应外合，对公众展开转基因科普。

　　中国有关部门在错误的信息错误的舆论下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并使这项政策成功地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这项错误的政策进一步需要舆论来掩盖。正是如此，转基因在中国已结成由“不法官员、转基因公司、利益学者、媒体”等官商学媒“四位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方舟子的转基因科普则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对接，使得中国转基因这个“四位一体”结构更加牢固，更好地完成转基因公司的利益输送。

　　(本文作者系《国际先驱导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