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我国金融改革五处着手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张茉楠：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大方向：

    一是“汇率异动”下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近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暴涨暴跌”出现了罕见的异动，这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事实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价格问题，而在于定价权和主导权问题。短暂的汇率波动不应当成为延缓人民币国际化的借口，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可轻易中断。中国当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本来就是在国内金融改革尚未完成，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尚待市场化，资本项目管制没有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开始实施的。现在，人民币的弹性空间被打开了，中国可以利用当前外汇市场供求趋于平衡的机会，增强人民币弹性化，确立一套明确的、贯彻人民币汇率改革目标的人民币汇率浮动规则，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国内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方向。

    二是“藏汇于民”推进中国外储管理改革。与日本等国不同的是，我们是典型的“官方储备国”，外汇储备大部分由央行持有。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改变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结构，真正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路径转变意义重大。在对外汇储备结构考察中需要关注四大关系，即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的比例；美元储备与非美货币储备的比例；流动性高的资产与收益率高的资产的比例；放在美国银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国家银行的储备资产的比例。这四大比例关系可以概括为：安全性、真实性、流动性、盈利性四原则。在这四大比例关系中，第一位是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的比例。储备的重点放在民间不仅仅是“藏汇于民”那样简单，它首先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储备水平和汇率水平是否真实。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民间储备大于官方外汇储备时，这个国家才算真正富强了，当企业和老百姓敢于持有外汇资产才说明他对本国货币更有信心，这个国家的汇率才是真实的。当前，中国需要启动新一轮外汇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促进储备结构的调整，真正由“藏汇于国”转向“藏汇于民”。

    三是变“债权投资”为“股权投资”以提升经济实力。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已经高达46152亿美元，其中对外金融负债26301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9851亿美元。然而从收益率结构上看，中国对外负债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以中国持有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 3％—5％（现在还不到2％），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相差近3倍，凸显出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严重失衡局面。未来，如何管理好如此规模庞大的对外金融资产是国家必须重新审视的。

    周景彤：尽管从纵向来看，我国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处于“需求追随”阶段，为了促进金融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未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继续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的深化和广化。

    一是促进金融业发展方式的改变。由粗放型、资本消耗型向集约型、资本节约型发展，由注重金融机构量的扩张变为注重质的提高。

    二是推进金融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金融业以银行为主导，保险业、证券业份额较小、比重较低。同时银行业又以大银行为主体，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民间金融不受重视、监管混乱，保险业粗放发展，证券业“靠天吃饭”。并且金融市场之间相互分割，导致不同市场收益率的差异，也导致了资金在金融市场配置不合理。为促进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应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中小金融机构、鼓励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微观主体和实体经济。

    三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应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范围，增强人民币汇率调节的灵活性，注重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幅度，及时调整货币篮子的币种及其权重，改善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机制。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扩张路径，逐步将人民币由目前的结算货币逐步转变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

    四是加大发展农村金融，提高金融对“三农”事业的支持力度。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目前正规金融仅有农业银行、农信社和邮储银行等，并且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金融机构从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并没有大量投入到农村。 “三农”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稳中求进”中“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领域，因此国家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引导和规范金融机构对“三农”事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杨涛：从未来金融改革与发展来看，有以下五个重点不容忽视：第一，认识金融平稳发展的标准。例如，当人们谈到金融业发展时，往往用银行存贷款余额、证券交易额与上市公司融资额、保费规模等来衡量其是否平稳发展，那么这些指标能否真正反映或准确反映金融平稳发展的原则呢？这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如果把金融风险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避之不及”的事物，那么就会重新考虑运用和防范风险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很多领域，都需要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金融创新。因此，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金融发展能否健康的关键。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所谓的金融风险，是外生于金融系统的，来自于其他领域，这就难以用金融手段来解决，例如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移。

    第三，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发展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就会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现。当然，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获得了更多“自我游戏”的空间，但这只是“润滑剂”，如果不能落脚于产业、企业的发展，金融就会逐渐呈现“空中楼阁”的特点。

    第四，金融服务于社会民生。对于逐渐跨越工业化中期、走向成熟的社会来说，金融也要逐渐从只重视服务于经济发展，转向同时重视服务于民生。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金融业不能只关注大项目、大企业、大客户，而是应逐渐关注居民的消费、投资需求，这也是金融平稳良性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五，金融国际化的挑战。在本世纪初期，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全球化的论题，如今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常态。处于一个金融要素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不得不直面金融国际化的挑战。其中的矛盾，无非就是对于金融要素，应该快点还是慢点“走出去”、快点还是慢点“引进来”。对此，过度激进或保守、乐观或悲观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这就需要兼具信心、决心与自知。(主持人 周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