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讲话背景当然更多是基于中国金融业的总体形势和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知道，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不是每年都召开，此前只是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举行过。而其时均涉及金融体系重大改革和部署，对金融业发展影响重大。

    不过，抛开金融业本身的关注视角，就宏观经济而言，温总理此番讲话也为我们展望今年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向提供诸多思考空间。

    资金为什么要投向实体经济？强调这一问题的基本的前提是，当前经济正在面临下行中的潜在风险，而在下行过程中，如果控制失当，实体经济的问题很可能会和虚拟经济产生共振，导致更大的风险。

    首先，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是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产业空心化的基本前提。

    其次，尽管当前的经济增速趋缓是中央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是经济结构调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一定要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可承受边界进行密切关注。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主动转型从2009年就开始了，最明显表现就是对外向型经济的调整。然而，转型是有代价的，这就包括出现许多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调整并非一蹴而就。面对外需的持续疲软，再加上主动调控力度不减，在此双重影响下，内需动力是否能够支撑经济的基本速度？进一步而言，当投资和消费需求无法支撑基本运行速度的时候，再次强行启动的政策刺激措施会否带来通胀的“卷土重来”？

    乐观者会反驳说，不久前公布的2011年12月PMI指数结束连续两个月下跌，已重返50%临界值以上，此外，去年四季度的企业景气度指数也在“景气”范围内而无“不景气”之虞。

    而事实上，12月PMI有所回升和2012年春节在1月份有大关系，历史数据证明节日效应会短期拉升PMI指数，因此，总体下行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此其一。

    其二，欧债危机影响远未结束，而美国所谓的温和复苏也基础不牢，从最新得到的美国失业率数字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因此，外需在相当长时间内会很疲软。

    再看国内，以房地产开发建设和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也仍在持续走弱。以房地产企业为例，资金紧张情况在2011年还可以依靠前期融资和销售回款苦熬，但更大的问题可能在2012年集中爆发。因为事实上，房价的真正下跌在今年一季度才会真正启幕，此前更多是媒体对局部降价的放大罢了。

    如果真是那样，GDP增速放缓将会更为明显。

    此所谓“滞”。而“胀”又何来？我们知道，政策微调总是先于统计数据，一季度经济数据的快速下滑将导致政策更明显地放松，也就是说，之前货币政策的微调，会在一二季度出现比较明显的方向选择，比如多次下调准备金率等，尽管“稳健”提法不变，但流动性供应会明显增加。这样一来，二季度政策效应显现，在提振国内投资和实体经济活动的同时，埋下了通胀的伏笔。

    事实上，这几年货币政策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让人很难把握，数据变差而被迫释放巨量流动性有过很多先例。此外，今年的情况恐怕会更复杂一些，那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发力。

    需要指出的是，有媒体预测，2011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应该没有太大悬念。庞大的财力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实施得当必然会提振经济健康发展，而一旦投放路径选择失误，则会酿成巨大的泡沫，给价格体系造成冲击。

    因此，今年财政政策若能更多从“多花钱”变成“少收钱”，即更大力度实施结构性减税，则能既发挥财政的支持作用，又从内生性角度促进增长、带动就业。

    防滞胀需早作准备，金融工作会上提出“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恐怕正是准备之一。（本报评论员张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