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主线，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承办的“十年回顾：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分别就如何解决我国内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如何协调“三驾马车”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理念在执行中出现的矛盾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郭庆旺：“三驾马车”存在悖论

    我认为，对于三驾马车的认识，存在着一些悖论。

    第一，投资依赖悖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真的很高吗？投资拉动的增长真的是不可持续吗？把最近二十多年的数据放在一起会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其中，最近十年投资比较平稳，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5-26%，反倒是以前波动很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建设。而且，政府还要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这些战略都需要大量投资。

    有人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增长将加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指制造业产能过剩，但是现在制造业的投资已经在下滑。而且，我国的现代制造业水平还很落后，投资不足。有人提出，2008年底政府出台的投资用的不是地方，其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铁公基”特别是事故频发的高铁。这种认识有失偏颇。高铁出问题不在于投资本身，而在于管理上出了问题。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过度，而微观治理能力不足。钱投在“铁公基”上是恰逢其时，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更要有长远眼光。

    第二，消费疲软悖论。从消费增长情况来看，近二十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平均达到9.3%，而同期印度和巴西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分别是5.5%和4.0%，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而日本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1/3和1/10。如果中国的消费实际增长率已经这么高了还有人认为消费疲软，到底多高算不疲软？

    消费需求受发展阶段制约。现阶段，消费不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消费理念和消费文化问题。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和美国不一样，超前消费理念需要经过多年的培育。值得注意的是，假定有一天超前消费的观念真的在中国们盛行的话，中国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由其他国家来提供廉价消费品，毕竟，中国是有13亿4000万人口的大国。

    我国家庭消费占G D P的比例并不低，只是一直在下降。实际上，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趋势。在发展初级阶段，家庭消费占G D P比例通常很大，因在家庭收入水平很低时，大部分收入被用来买满足生存需求的物品。但随收入增加，家庭收入开始超过满足生存所需的水平，投资活动增加，投资比例上升。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家庭更愿意今天消费，消费占G D P比例开始上升，可能会呈U型走势。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像美国、日本和韩国等更发达的经济体都出现了这种U型走势。2008年中国的人均G D P仅为3200美元，而韩国为16700美元，日本38800美元，美国46800美元。

    第三，出口依赖悖论。出口真的是主要增长引擎吗？既然中国经济增长是依赖出口来支撑，那就要算一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多少。1991年到2009年间，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是6.5%。而真正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和德国，同期则分别达到23 .8%和28.8%。所以，不能把中国算作和德国和日本一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

    假如认可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且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又是不可持续，那就需要抑制出口。减少出口规模，需要解决三对矛盾。第一，出口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问题。2009年底，中国有1023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而中小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了全国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0%，上缴税收占全部税收的50%，创造的GDP占60%，专利的65%，企业创新的75%，新增就业岗位的80%。如果抑制出口，首先就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国家还在加大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第二，出口与外资的问题。出口太大了，要抑制出口，那么各地还在不断吸引外资该如何解释？一方面出口太多，另一方面又大量的引进外资，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必须外销，矛盾怎么解决？第三，如果不需要鼓励出口的话，为什么国家2010年会拿出7400亿元人民币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的目的就是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就是在鼓励他们出口。这些都存在悖论。（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