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风险的争辩再起。
“他一开口，全世界都在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因为曾准确预言美国次贷危机会如何一步步演化成一场世界金融灾难而声名鹊起。他因此也被称为“末日博士”。
现在，包括努里尔·鲁比尼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开始对中国经济表示出忧虑，甚至看空。在他们看来，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为时不远。
7月末，努里尔·鲁比尼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度投资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硬着陆’，因为产能过剩。中国许多领域和行业都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这会导致银行呆账，导致政府债券上升。”
东方汇理银行高级经济师高德信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那些看空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比较虚假的，主要依靠政府的支出在推动，这可能会使得经济丧失潜在的增长动力。政府推动型经济已经使得地方债务水平非常高。特别是目前拿中国的情况和日本、美国经济“硬着陆”之前的情况相比，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带来很大的危机。
过去30年间，有太多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的危机，甚至所谓中国“崩溃论”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但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出现所谓的崩溃，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事实。
这一次，“末日博士”会成为例外吗？
经济“硬着陆”是指，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的方式来抑制通胀，从而拖累经济急速下滑，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代价巨大。
嘉宾
努里尔·鲁比尼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黄海洲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
张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高德信 东方汇理银行高级经济师
夏斌 国务院参事、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硬着陆”的“硬指标”是什么？
鲁比尼: 针对中国经济情况，如果年均GDP增长低于8%，通货膨胀持续一年高于5%，则被认为出现了“硬着陆”。虽然中国经济今年、明年“硬着陆”的可能性很低，但2013年之后，中国政府如果不针对投资过度、高通胀率提出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措施，将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将调高至40%。
夏斌：在中国目前，观察是否“硬着陆”，关键看两条：当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后，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一是是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二是是否直接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只要整个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个别小金融机构经营困难是自然的市场现象)，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就不必担心“硬着陆”。
连平：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多次经济回调，尤其是最近十多年出现过几次急剧的回落，最差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DP两次靠近7%。所以7%以下的中国经济会比较难看。我认为GDP增速低于7%，CPI同比增长在5%～6%时，会发生“硬着陆”，但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几乎不存在。我说的并不是未来一两年，而是中国未来五年内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都不大。
李迅雷：我认为只要GDP增速低于8%，CPI同比增长在3%左右，中国经济就会“硬着陆”，发生时间应该在明年或者后年。因为中国GDP潜在增速已经往下移了。前10年是10%，现在估计是9%左右。一旦低于潜在增速，很多问题都会出现。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都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发生变化，可能对中国经济冲击会比较大。
黄海洲：未来一年内，中国经济 “硬着陆”的概率小于5%，如果GDP增速低于6%，CPI同比增长高于8%，“硬着陆”就会发生。理想状态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即GDP大于等于8%，CPI是5%～7%之间，概率大概是大于95%。
改革滞后是真正的风险？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尖锐地提出了“市场经济倒退”论。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市场经济非但没有在推动，反而垄断抬头、国进民退等现象已经影响到社会公平机制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放缓甚至倒退，是潜在的风险，而利益集团博弈是最大的主因。有观点认为，政府不能因为现在短期有很多钱，哪里不行就去哪里救火，几万亿投一投，并不能真正地改善市场的机制，让市场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扮演中国经济“救火队员”的角色，几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资金或许就不够了，那时候再调就可能有更大的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然而经济发展的模式存在“路径依赖”，改变这一模式已经变得困难，这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在不少国内外学者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能否持续，关键还是政府是否有决心针对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切实推进财税体制、银行体系、收入分配、要素市场、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等方面的改革。
鲁比尼：中国过去几个五年计划中，每个都说要提高消费占全国GDP的比例，结果占比反而从1990年的50%，降到了近几年的35%。我不相信“十二五”能比“十一五”做得好，这是我一个悲观的观点。除非有很多的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会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会违背利益集团的利益，也违背很多游说集团的利益。这才是令人担忧的。
中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改革，比如改革汇率政策、工资政策、改革资本市场等，通过转移财富减少贫富差距、提高家庭收入，进而促进消费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如果转移不成功，恐怕有一天企业连可以投资的项目都找不到，即使不遭遇“硬着陆”，经济也会放缓。
我觉得这些改革太慢了。在中国，家庭的经济实力非常弱，国企的政治影响力很高。国有企业部门以及省级的政府部门都希望自己的GDP增长率得到最大化，就业率得到最大化。这就会导致产能的过剩。这是由政府意愿推动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降低投资非常难。
能否避免经济“硬着陆”取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减少投资、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
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在美国、欧盟、日本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肯定会有许多的利益集团博弈。只有当经济出现“硬着陆”走不下去了，社会开始出现不稳定因素了，才能够促使决策者进行改革。
张春：日本跟中国很像，“失去的十年”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调结构、改革做得太晚了，人均GDP已经接近于美国的时候再调整为时已晚。中国还有时间调结构，如果不抓紧机会的话，十年八年以后再做，可能就太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现在利率是不能市场化的，不能够提升得很高，保持负利率的话，那么通胀如果超过5%到6%并持续一年以上，肯定是会有大问题的。
高德信：目前中国经济当中消费的推动力是在下降的，中国有时间来解决经济当中不平衡的问题，但时间在慢慢流逝，除非中国可以大幅度提升消费占经济增长当中的比重，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未来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展望，恐怕就没有现在这么乐观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是有能力解决相关问题的，我们不同意那些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记者 谈佳隆
院外游说集团
是受雇于美国社会中各个利益团体的职业说客。他们专门从事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活动，向议员施加压力和影响，使国会的立法有利于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院外活动是美国国会中最具特色的“国粹”，人们称之为国会的“第三院”。
“失去的十年”
是指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1991年到本世纪初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广义的“失去的十年”还包括：二战后英国在1945年—1995年期间的经济不景气；拉丁美洲在上世纪80年代的长期经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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