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控制输入性通货膨胀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为减少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停止国际原材料采购的集体谈判的做法，封闭来自于商品渠道的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样做，不仅可以杜绝来自金融渠道的冲击，同时也可以杜绝来自商品渠道的冲击。
6月份，中国CPI指数达到6.4%，物价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有经济学家建议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加以控制。其中，紧缩性货币政策主要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以缓解内源性的通胀压力；而人民币升值则是为了应对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这里，笔者将把问题指向输入性通胀，集中讨论人民币升值对于缓解输入性通货膨胀是否有效的问题。
我们先来讨论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输入性通货膨胀大致上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由于本国的生产率增长率快于外国而造成的。假如本国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快于外国，那么本国的收入水平就会上升，由于可贸易商品存在国际竞争，因此增加的收入并不会对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带来冲击。但是非贸易商品就不同了，由于其不存在国际套利的可能性，因此，在收入增加的冲击下，其价格便会趋于上涨。
考虑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般价格水平取决于可贸易商品与非贸易商品的加权平均，结果，只要本国或地区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快于外国，从而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外国，那么就会产生本国或地区的物价水平上涨速度快于外国的通货膨胀。如果再考虑到因为本国的生产率增长快于外国而造成本国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及由此而来的出口的增加，那么本国由于供给与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缺口扩大，必定会产生所谓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二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造成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它对一国物价的冲击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国际分工地位所决定的贸易结构。简单地讲，假如一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的是加工贸易，且是一个资源存在瓶颈、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国家，那么伴随着加工贸易发展而来的必定是资源进口数量的增加。当这样的进口导致世界资源供求关系趋紧时，就会进一步造成其价格的上扬，并通过进口渠道而引起资源进口国家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从而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在以上两种因素中，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对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呢？事实告诉我们，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是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中国经济季报），从2007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便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国内大多数的研究也表明，自从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不仅要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果以上的统计分析与实证研究都是可信的，那么中国当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与我们上文中分析的第一个渠道无关。
其实，即便不发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情况，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一定规模存量失业的国家来说，通过第一个渠道输入通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存量失业会使有关的传递失效或者不完全，从而使得所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基于本国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在中国难以形成。关于中国的存量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存量失业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除非劳动力市场存在由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扭曲，否则，工资绝无上涨的可能。当工资因为存量失业的约束而不能上涨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资本利润的增加，而资本所得的边际消费倾向总是要低于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其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要小于工资上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这样，上述那种由工资上涨带动非贸易品价格上涨而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传递机制也就不起作用了。
不仅如此，为了出清存量失业，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本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我们这样说的逻辑是：存量失业压制了工资增长（不管是否有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不涨就不会有国内消费的增加，因为国内消费取决于恒久性的收入（主要是工资），而不是各种各样临时性的补贴，补贴通常不会进入人们的消费函数；为了增加工资和国内消费，就必须增加产出和就业，但是内需不足恰好构成增加产出和就业的瓶颈；为了打破这样的瓶颈，唯有依靠出口，这正是历史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时期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因所在。
很显然，当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技术优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时参与竞争时，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成本优势；考虑到技术竞争的调整空间要远远大于成本竞争的调整空间，所以为确保成本竞争的优势，中国就应对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加以控制，即便不能贬值，也绝不应当随意地采取本币升值的做法。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无关。这样，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最近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自从2000年以来世界主要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了非常疯狂的上涨，其上涨的幅度之高早已和基本面没有什么关系，纯粹是由流动性冲击造成的。
2000年，世界经济同时出现了三个拐点：其一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标志着以因特网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的高频率原创活动已经趋于枯竭，成本竞争开始了，而这必导致高科技产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于是大量的资本开始撤出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其二是世界FDI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2000年开始趋于下降；其三是世界固定资产形成占全球GDP 的比重也开始大幅下降。
所有这些表明，进入21世纪之后康德拉基耶夫式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到来了，由此产生的过剩流动性不得不流向那些需求相对刚性、供给又缺乏弹性的原材料和资源品市场，从而导致了世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能否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来避免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世界原材料市场的结构加以分析。从市场结构来讲，无论是原油市场还是铁矿石市场，绝不属于自由竞争市场，基本上都处在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下。按照阿贝·勒纳的定义，在一个卖方垄断的市场中，只有卖方才具有影响价格的能力，而买方（不管是购买量多大的买方）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可言。由于处在卖方垄断市场中的供应方具有价格的垄断权，因此它们总是可以把价格定在远远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意味着在卖方垄断的原材料市场中，成本法则是不起作用的，关键在于卖方与买方的博弈。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成本法则不起作用，买方又没有议价能力的市场中，买方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策略才是正确的呢？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价格是需求量的增函数，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随着需求数量的增加，价格也是会趋于上涨的。如果市场处在卖方垄断的结构下，那么这样的信息一旦被卖方捕捉到，就一定会被其利用而导致价格的超常上涨。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就应当放弃争夺定价权的天真想法，尽可能地避免以下两种不当的做法。
第一，要避免试图通过集体谈判的方法来降低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不当做法。因为旨在增加购买量的集体谈判只有在一个买方垄断的市场中才是有用的，买方可以借助于集体谈判而将分散的购买集中起来，进而获得“市场势力”和购买价格上的定价权。
但是，国际原材料市场并非是买方垄断市场，而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于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买方，应当采取分离均衡的分散采购方法才是正确的。所谓分离均衡是指，基于中国原材料购买者存在巨大的差别，由它们自主地进入国际市场去寻找合适的供应商，借以达到分散信息、降低购买成本的目的。
第二，要避免采取人民币升值来降低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不当做法。在一个卖方垄断的市场中，买方若是采取本币升值的做法，就等于向卖方发出了企图低价进口原材料的强烈信号，这势必会引起卖方非常积极的提高价格的反应，从而导致买方进口价格的提高，进而引发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的进口商在最近几年原材料进口中恰好选择了以上两种应当尽量避免的做法，从而导致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并带来非常明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统计数据再次告诉我们，自从2005年中国采取铁矿石进口集体谈判的制度和人民币走上升值的道路以来，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倍左右，集体谈判换来的是长协价格的节节攀升与市场机制的破坏，而人民币尽管已经大幅升值20%以上，但是铁矿石价格却以快于人民币升值10倍的速度在上涨，结果，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获得“廉价的”进口原材料，反而不得不面对日益高涨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与不断受到人民币升值打击的出口贸易。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降低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做法实在是对于世界原材料市场缺乏知识所致。由于无知而导致的错误的购买策略不仅没有能够降低输入的性通货膨胀，反而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这不仅是因为升值和集体谈判打开了原材料进口市场的价格敞口，而且还因为人民币升值（再加上为抑制物价上涨而采取的加息政策）打开了金融渠道的投机敞口，从而诱致了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
由此可见，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控制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效果是不好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为减少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较可行的做法应当是尽早封闭以上两个渠道：第一，停止国际原材料采购的集体谈判的做法，封闭来自于商品渠道的冲击；第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最好再以稳定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这样做，不仅可以封闭来自于金融渠道的冲击，同时也可以封闭来自于商品渠道的冲击。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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