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迁西县一农村信用社前，一辆奔驰350戛然而止，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打开后备厢，里面码的是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他不紧不慢地往返数次，终于把整整一厢的钞票全部搬进了信用社。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当地百姓，笃定地认为这个人是铁矿老板。

对于外界来说，一夜暴富的铁矿老板们显得有几分神秘，但在奢华的外表下，每一个暴富者的身后，都有一段灰色、隐忍的故事。

“我们最需要历练的就是忍”

铁矿利益要分享

赵玉彪不止一次地感受到自己身份的尴尬，甚至对“矿老板”的称呼，他内心多少也有些抵触：“矿老板已经恶名在外了”。在一次清华的管理培训课上，当教授提到“当教授易，当学者难，当富翁易，当绅士难。”赵玉彪感触颇深。

2007年，赵的矿山想找一名大学生做办公文秘，电话那头，对方一听是矿老板，立即表示“多少钱也不愿意”。言下之意，矿老板之恶，尤甚于失业。

实际上，这样的偏见，是长久以来铁矿主与当地人关系僵化甚至激化的一个缩影。在当地开矿，不管是承包山、地，还是环境问题，都不可避免的要与当地人打交道；因此，在迁西开矿的老板，一般是本地人，外地人开矿由于人地生疏，不通人情世故，会受到村民非常大的抵触。

“与村里人相处，一定要有策略和智慧。”赵玉彪的经验来自于与村民的一次正面交锋。2003年铁矿石价格上涨势头强劲，这时距离赵玉彪的承包合同到期还有3年，之前并不看好矿山的村民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纷纷要求与赵解除合约。双方协调无果，最终闹到了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时村里有主告派，也有主和派，最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是全村人投票决定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赵投了赞成票。

法庭审判以赵玉彪胜诉告终，但是他也清楚，这并不代表整件事的尘埃落定，如果没有彻底解决与当地人的矛盾，日后矿山的工作依然不能顺利开展。由此，他做出了一个事关矿山“长治久安”的决定，就是给村里人的股份，之后每年按股分红。这在当时也成为一个创举。

“现在，村里每人每年能分到几千甚至上万元红利。”这种分红的方式已经从最初的创新，成为矿主与村里人和平相处的一个必要的妥协，甚至有些经营状况更好的大矿每年分到村民手里的钱达到人均五六万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矿主会选择息事宁人，“有的财大气粗，不愿意让步，就想办法压制”。与赵玉彪的策略相对比，有些矿主主要公关政府，他们与一些官员的关系“好的没得说”，却由于在当地与群众关系恶化，导致群众连连组织上访，使矿山至今仍处于停产状况。

“开矿最难的并不是管理，而是处理上下政群的关系。”一位在圈内打拼多年的矿主感叹到，“外面都看到矿老板的风光，实际上，我们最需要历练的就是忍。”

“有的矿老板贷款10万元，

就能给信贷员8万元作为回扣”

野蛮成长

曾几何时，开铁矿在迁西并不被人看好，那些黑乎乎的大石头，连砌墙都不能成为首选，而迁西与铁矿的第一次接触，最后也是无疾而终。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迁西小城也被这股狂热的浪潮所鼓动，加入了开矿的队伍。但由于品位低，工艺差，这个时期的铁厂大多半路夭折，惨淡经营两三年之后便人去厂空。“当时剩下了一堆烂摊子，还有开采出来没有利用的矿石，最后被附近的老百姓拿去砌了墙。”作为国土资源局的老干部，彭贺信对迁西矿业早期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

这一沉寂，就是差不多30年。

1984年，石家庄赞皇县的铁矿业做的风生水起，搁置已久的“资源梦”再次被唤醒，迁西县几个乡的村长、干部自发组织参观考察，回来的时候，不仅带着激动和憧憬，还有一个破旧的球磨机。之后投资18万元，旧机器，旧设备，连矿石都是1958年剩下的旧资源，被称之为“冀中地区第一声炮响”的三屯营镇牌楼沟铁矿“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但是效率却极高，仅仅三个月就收回了成本。

发财致富的野心一下子找到了恣意驰骋的突破口，一年的时间，全县的开矿点便已经星罗棋布，赵玉彪的矿厂——三屯镇赵家村铁矿便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

事实上，迁西铁矿商帮大规模地野蛮成长，真正肇始于十多年前，那时候，私人进入矿山开采的政策闸门已经大开，民营开采如火如荼展开。矿山成了迁西县重点打造的项目，“以县乡工业为主体，以林果畜牧为两翼，以矿山开发为突破，”成为当时迁西县发展的大政方针。

“开矿的人十有八九是蒙的。”赵玉彪的说法并不夸张。当时一窝蜂进入矿山，并不是基于市场需求，而是被巨大的财富效应所蛊惑，也不乏投机和赌博的心态。正因为此，问题便接踵而至。

“各地的矿商蜂拥而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铁路等配套设施严重缺乏，最近的唐钢也是百里之遥，因此，销路跟不上，造成了大量的铁矿滞留。”彭贺信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津西铁厂应运而生，为矿石开采打消了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