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谢旭人解释说，经济发展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应相适应，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 D P增长在数量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两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

    笔者认为，即便这样的说法成立，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起码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社会总财富更多地向着政府集中，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近些年来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呈现越来越明显向着政府集中的趋势，而民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有份额则连年下降，这意味着政府手中的钱越来越多，而公众所掌握的财富总量则相对越来越少。

    另外，谢旭人还强调，在看到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

    我国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相对某些国家来说仍处于偏低水平或是事实，但是国际上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高的国家多是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享受着远高于一般国家民众的超高福利与保障，有些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从襁褓到坟墓”无所不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高额财政收入大多用在了完善与提高国民的福利保障上。反观我国，尽管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取得发展，但是社会保障覆盖面与保障水平都有待提高。同时，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被用于“三公”消费，占到财政总收入的相当份额，这也正是公众质疑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尽管从理论上说，随着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国家投资增加也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投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所有人缺位”问题，因而资金使用效率总体上比私人投资低下。而且，由于政府投资大多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容易诱发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等现象。随着社会总财富向着政府快速集中，留在国民手中的财富相应减少，尤其是企业与国民税负长期居高不下，还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民与企业投资创业的扩大以及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国民与企业投资创业扩大以及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受到影响，不利于经济获得更快的发展与内需得到更大的扩大。从长远看，最终会影响与妨碍国家财力的可持续增长，并最终影响与妨碍公共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所以，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情形下，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压缩“三公消费”数额，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保障领域，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公共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如此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消弭公众对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 D P增速的质疑；另一方面，国家还应通过降低企业与国民税负以及减少其他收费等途径，扭转当前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快速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让更多财富留在社会与国民手中，这样才会有利于国民与企业投资得到扩大以及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拉动内需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经济与民生得到同步发展，让民众更多地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 （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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