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镇化远远没有结束，人口增长距离低速平稳或负增长拐点出现尚需时日，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资产”。虽然这种“资产”的价格已经成为加剧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但当ＣＰＩ被限定在反映“瞬间”或短期内全社会物价上涨情况时，“资产”价格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

　　尽管近年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费量和我国耕地紧张状况看，长期内粮食供需将在总体上处于偏紧的状态。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我国ＣＰＩ破“５”，同比增长５．１％，引起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的极大忧虑。其中，食品价格对拉动ＣＰＩ上涨的贡献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达到了７４％。结合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食品价格在拉动ＣＰＩ迅速上涨中的“突出”贡献，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下，当前我国正在进入“食品价格决定”的通货膨胀时期。

　　一、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决定论”的来由

　　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我国ＣＰＩ同比增长１．５％、４．８％、５．９％、－０．７％；食品价格同比增长２．３％、１２．３％、１４．３％、０．７％，其中，粮食价格同比增长２．７％、６．３％、７．０％、５．６％。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增长３１．７％、２１．７％、－８．７％；油脂价格同比增长２６．７％、２５．４％、－１８．３％；鲜蛋价格同比增长２２．９％、３．７％、１．５％；鲜菜价格同比增长７．３％、１０．７％、１５．４％；鲜果价格同比增长０．１％、９．０％、９．１％。

　　２０１０年６—１０月，我国ＣＰＩ同比增长２．９％、３．３％、３．５％、３．６％、４．４％；食品价格同比增长５．７％、６．８％、７．５％、８．０％、１０．１％，其中，粮食价格同比增长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增长１．８％、４．１％、５．４％、５．４％、６．８％，水产品价格同比增长６．５％、７．６％、８．５％、１０．９％、１１．１％；蛋价格同比增长２．１％、７．５％、９．６％、９．９％、１０．５％；鲜菜价格同比增长１４．６％、２２．３％、１９．２％、１８．０％、３１．０％；鲜果价格同比增长９．２％、４．５％、８．８％、１３．２％、１７．７％。

　　综上数据，可以发现，无论是上一轮通货膨胀，还是近几个月的ＣＰＩ和食品价格变动，都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食品价格已经成为拉动ＣＰＩ上涨的主要因素。当然，这与食品占ＣＰＩ的三分之一权重有一定关系。第二，无论宏观经济怎样波动，粮食价格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固然，这与国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产品的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刚性上涨，以及气候等多种因素有密切关系，但同时，由于粮食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其价格的不断上涨充分说明粮食产品的供求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态势。第三，肉禽及其制品、油脂、鲜蛋、鲜菜、鲜果等非粮食类食品价格随着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呈现出较大的变动幅度，这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和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食物构成中，这些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要远远大于粮食产品，经济危机时期，其消费比重和价格率先下降。

　　深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ＣＰＩ波动的相关统计因素将存在如下特征。

　　首先，短期内现有的ＣＰＩ统计指标体系中八大类产品的权重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居住类价格权重过低”的观点不断涌现，但应该认识到，我国国情和发达国家不同，后者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人口进入低速平稳或负增长时期，大规模房屋建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房租、折价后的房地产价格等居住类价格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居民的直接生活消费状况，其在ＣＰＩ中所占的较大比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全社会的物价结构状况。与此不同，我国的城镇化远远没有结束，人口增长距离低速平稳或负增长拐点出现尚需时日，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资产”。虽然这种“资产”的价格已经成为加剧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但当ＣＰＩ被限定在反映“瞬间”或短期内全社会物价上涨情况时，“资产”价格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因此，在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中，短期内居住类价格所占比重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房地产价格很难被纳入进去。

　　其次，尽管近年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费量和我国耕地紧张状况看，长期内粮食供需将在总体上处于偏紧的状态。预计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为４０９公斤，人均消费量为３９５公斤，这实际上构成了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容易引发大的粮食价格波动，并带来相关连锁反应，甚至影响社会稳定。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给出现短缺、粮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受２００３年“非典”的影响，２００４年粮食价格出现２６．４％的大幅度上涨，引致食品价格上涨９．９％，拉动ＣＰＩ上涨３．９％。因此，粮食价格权重在ＣＰＩ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再次，在从粮食主导向粮食和非粮食类食品共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转化或升级时期，后者价格的波动在短期内更能够给居民生活消费带来直接的影响，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更是如此。而且，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特征决定了非粮食类食品价格变化更容易受到生产成本上涨、市场流通不畅、游资炒作、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年来，非粮食类食品价格波动成为影响人们真切感受ＣＰＩ变动状况的最直接因素之一。为此，在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下，该类食品的价格权重日益重要。特别是，如果全国性“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发布能够成为现实，非粮食类食品价格波动在测度通货膨胀水平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基于上述特征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得出现阶段“我国正在进入‘食品价格决定’的通货膨胀时期”的重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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