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迎来一段工资持续上涨的时期。有评论说，中国通过提高工人工资，而非汇率，在全球贸易再平衡中发挥作用。收入拉动消费的增长将给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带来什么影响？

　　刘元春：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来源于很多方面，可以是汇率、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工资水平、资源价格，包括本国的通货膨胀，也就是一个实际汇率的概念。但这只在理论层面上正确，实际中我们要权衡目标、收益和成本。

　　收入拉动消费，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一个间接的过程。工资上涨取决于市场因素，取决于工资形成机制，比如劳动谈判、就业制度等等市场的机制。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调整有其必然性。收入的增加只能通过对消费的拉动间接地起到调整外贸的作用，它的作用不能与汇率相比。按照我们的测算，虽然工资在上涨，但是劳动生产率涨得更高，单位劳动成本是在下降的。大家不用担心，工资上涨会使贸易竞争力丧失，事实上我们贸易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另外，人民币升值原因很多，既有外部压力，也有汇率形成机制的自身逻辑。人民币升值与否与工资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而加工资，只能适得其反。

　　柳田：对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将间接作用于结构调整。那么在现在通胀背景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又面临着什么压力？

　　刘元春：可以说，调整经济结构与通货膨胀压力有一定关系。因为调结构其中之一就是要对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使得要素的价格能真正反映出我国资源配置的状况，反映出资源的稀缺度以及我们战略性的规划。因此，改革将带来一部分原材料价格的释放。

　　但是，调结构和目前的价格上涨关系不大。这一轮的价格上涨的新特点，是在实体经济没有过热的情况下，资产价格高居不下，物价水平在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推动下持续攀升。这种情况我们没有遇见过，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也可以理解。这次通胀的原因是外部流动性过大，内部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今后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比如开征资源税等等，都可能引发通胀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亚洲板块的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我国的价格上涨水平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算低的，物价水平控制得非常成功。和印度、越南高达10%的CPI相比，通货膨胀的问题在我国还不是非常严重。这时，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了通胀压力就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要防止的是通货膨胀民生问题宏观化，应当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低收入补贴、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等措施，以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冲击的能力，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解放出来。让宏观调控政策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不因为有了通胀压力就半途而废。

　　需要提醒的是，工资形成机制是中期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不能和短期价格问题完全进行挂钩。我们也不能期望工资能在这段时间有大幅的调整。高工资无法对冲高物价，只能催生更高的物价水平，进而使经济运转出现问题，导致全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