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宏观调控的正确和积极取向应当是引导“过量资金”投入经济发展的弱势区域，比如西部经济、农村经济、科技创新领域等，而不是简单地收缩了之。为此，应当使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投资信贷政策等成龙配套，而不是仅仅盯住和依赖加息这一着棋。

　　目前看来，2010年初拟定的7.5万亿元信贷规模，很可能略有突破。对此，我认为也不必过度紧张。一方面，可以适当缩减新的货币供给，通过加息等措施回收一些流动性；一方面，可以增大对经济发展弱势区域的投资，也要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

　　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提出了四大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措施，其中包括“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此举十分及时。搞市场经济不是不要政府干预，特别是在价格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任何人也不应拿“市场”当作一块遮羞布，任由“市场力量”无序泛滥。

　　同样，对于货币政策的松紧、信贷规模的大小、政策方向的转换，也不能简单地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而应当用全面、动态、辩证的眼光来观察，用全面、动态、辩证的思维来决策。近期，韩国央行宣布今年第二次加息，立即有人据此推测我国会跟风。这些观点或主张缺乏逻辑性。我们并非不承认周边经济体对于中国的影响，但毕竟中国内部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可能按照韩国做法亦步亦趋。

　　还要高度重视的是，我国“流动性过剩”还有一个很无奈的被动因素。目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增长0.249万亿美元，相当于向流通领域又增发了1.6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货币。解决这部分的流动性问题，加息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甚至有可能起到反作用。需要迅速拿出立体措施，对这部分流动性“吸”（推出适合的投资产品）、“引”（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放”（鼓励对外投资），削减过多的外汇占款。

　　就加息而言，即使再度启动这一措施，也不宜大幅度、快节奏，而应以和缓的方式。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仅是相对本国宏观调控系统而言的，更是相对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而言的。中国的货币政策固然要兼顾国内外经济因素，但首先是要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这其中，也应当包括服务于股市的稳定发展。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企稳向好。执行货币政策应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务须妥善地安排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如此，就能够既解决好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又能够稳定股市投资者的预期，为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赢得更大的主动权。我坚信，牛市基础仍然存在，关键是如何运用好相关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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