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全球的视野,常态化的量化宽松将使消费国之间,以及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之间政策博弈不断激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战争将向纵深演绎;而新兴经济体为了抵御货币洪流,必将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资本流入管制来应对。博弈的结果将是“囚徒困境”,世界货币史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抑或妥协,抑或决裂,构建新秩序。
那么,在政策博弈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又应当如何部署应对?中国证券报认为,目前的情境与上个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有相似之处。当初的“广场协议”并非日本一家被迫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在之后的两年中,不仅仅是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瑞郎、意大利里拉等主要货币均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但最后陷入衰退且难以自拔的只有日本。究其原因,在于日本通过连续降息来应对升值,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而泡沫破灭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持续通缩。
所以,在全球流动性持续“注水”,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大环境下,我国的政策应以“内紧”来应对“外松”。
一方面,食品价格的上涨将继续为通胀施压,而实体经济虚拟化及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更值得警惕;另一方面,近期巴西、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均已开始或准备对资本流入进行管制,中国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优势相对削弱,对海外热钱的吸引力大增。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有必要进入升息周期。其实,对于利差扩大会导致热钱加速流入不必过于担心,毕竟现在热钱追求的主要收益不是套息与套汇,而是资产价格升值。中国证券报认为,升息有利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进而达到降低热钱流入速度的效果。同时,在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开始管制资本流入的背景下,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也应有所控制。
面对美国量化宽松的常态化,令人有些担心的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且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比如香港。一方面,香港的经济周期与内地趋同,而且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内地向香港输出需求;另一方面,联汇制度下美国又向香港输出货币政策,输出流动性。二者叠加的结果很可能形成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的局面,对联汇制度形成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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