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暴利诱惑下，一度有七成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七成央企涉及经营非主业的宾馆酒店。有了高额利润，这些垄断行业就有了擅自提高工资水平、支付高额奖金的冲动，造成这些企业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越来越大。

　　说到底，只要垄断企业控制着红利的支配权，即便管住了工资，也很难管住滥发奖金、福利的现象。所以，如何规范垄断行业高收入，已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关键就看政府能否下定决心，真正抓住分配失衡的本质和穴位。

　　一方面，必须加快国有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大收租分红力度。另一方面，可利用税收杠杆，对某些垄断行业加征或提高利润特别调节税（如对资源行业征收暴利税），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等，将这些所得用于社会的公共建设，改善民生。据测算，未来5年，国企年平均利润将超过2万亿元，如果将其上缴红利提高1倍，用于社保领域，则每年新增加的社保资金将超过1000亿元。

　　从全球看，国有企业都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标杆。当前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的分配出了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体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标杆作用。所以，必须加快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利润分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企业滥发奖金、福利的漏洞。同时，在考核国企时，有关部门应逐步改变单纯把经济指标作为唯一或主要指标的考核方式，引导企业主动将利润用在服务社会、反哺民生上，增强国有企业的责任感、公益心。（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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