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中国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存在，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在一些方面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在地区差异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鹤立鸡群”，形成了极大的城市集聚效应。相比之下，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发展便成了发展的“洼地”。比如前几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就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在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下，其他地区的人口源源不断地涌过来。事实上，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些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在北京每年的新增人口中，有70%来自于流动人口，21.7%属于户籍迁入。而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
由此可见，要治理我国目前出现的“大城市病”，除了大城市自身需要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扭转国民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模式。只有尽快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才有可能真正根除令人头痛的“大城市病”。（特约评论员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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