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多事之秋。城乡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极端恶性事件更有增加之势。纵有千般客观理由，权力运行不尽规范往往不是源头就是推手。法治政府建设路线图虽早已明确，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决策、草率决策乃至逐利驱动下的“恶意决策”问题依然突出，批量生产出政府投资失误、楼脆脆、桥塌塌、征地拆迁血案、随意涨价、环境恶化等易燃易爆点。

    驯服权力已时不我待。在群体差距步步拉大、利益结构趋于固化的当下，底线不断失守，大量受损者几被逼入退无可退的墙角。又因社会透明度增加，粉饰掩盖不再容易，民众权利意识增长，“老实”不再是众口交赞的美德，社会容忍度已较往昔明显降低。警钟已然长鸣，若不警醒并付诸行动，砸下来的将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谁也不愿看到人仰马翻的两败局面。外部制约固然是更有效的方式，权力自律依然值得期待，两者合力，将是一条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化解之途。

    榜样并不缺乏。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基于维稳压力，开展行政决策前的风险评估，把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利益、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列入风险评估范围，如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此举收效明显，大可总结完善，并推而广之。

    决策是否合法、合理、可行，会否埋下风险种子，不是屁股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掐掐手指就能知道，甚至也不是“班子”合计合计便能无忧，需要有一整套的事前评估机制。应引入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专业组织评测等手段，通过舆情反映、问卷调查、重点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整理相关信息、意见，并对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加以研判，提出风险等级和风险防范建议，确保决策出台后能够平衡顺利实施。

    社会稳定自然是最显性、最切近，也是各级政府和部门最担心的风险，但综合系统的评估还不限于此。考虑到频频爆发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大量财政风险也应重点防范，成本与效益分析不可或缺。考虑到种种形象工程、腐败工程，道德风险亦当严防死守，程序正义不能显失。此外，许多行政决策涉及发展与保护矛盾，关乎生存质量与发展后劲，环境生态风险也可单列。

    风险评估，其实是“不可行论证”，凡是风险不可控的，都不应列入决策议程。即便是出台后的决策，也应跟踪其执行情况，一旦发现风险苗头，当及时纠偏或刹车，勿待亡羊补牢。□（文/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