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更知性的，平心静气的新闻阅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信息2.0的时代，当Twitter与网络订阅器成为人们阅读新闻的主要方式，铺天盖地的全球资讯可以轻轻碰触一个按钮即删除时，很少人会怀想起他们的“旧日情人”——我指的是那些最不2.0的纸质媒介，例如日报、周刊，以及那种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来伴随人们走过数世纪的阅读形式。

    今天的新闻阅读模式似乎是这样：一条消息跃入人们的视野，立刻被甄别、分类、传阅，随即招来互联网各个角落七嘴八舌的议论，然后迅速被扔掉，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新闻的全部。不过，这类“读过就扔”的阅读模式除了为电子邮箱制造出大量垃圾信息以外，恐怕很难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什么轨迹。艾科说过，互联网的出现不是让信息增多了，而是让我们真正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少。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我们不将阅读新闻仅仅理解为某种一次性消费的话。

    传统的新闻阅读如今还有谁在坚守呢？在纸媒纷纷向网络“缴械”的时代，对于此问题的解答，应者寥寥——除了英国的《经济学家》。这份以国际时政、财经评论为主打的周刊，在日报和周刊市场缩水严重的今天，居然能够屹立不倒，逆势而上。据《大西洋月刊》透露，2009年美国的主要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等发行量都下降了一半左右，唯独《经济学家》的发行量上涨，虽然绝对数字尚比不上典型的美国新闻杂志，但去年增幅达到了两位数的广告收入仍然让它在美国的竞争对手们感到汗颜。在如今周刊面临着“发行量少，广告客户少；裁员多，竞争对手多”的困境，但《经济学家》这份带着些“牛津腔”的英国老牌杂志却让读者们看到：在这个文字越来越不重要的时代，依然有人坚持着文字面对事件本身时的洞悉力。

    《经济学家》从来就是这么一份杂志，姿态超然，立场偏右。每年127美元的高昂订阅费明确地告诉它的读者，这将是一份为社会精英们度身打造的杂志，而这，是充斥着商业和市井气息的美国杂志无法比拟的。在英国，《经济学家》和另两份年轻的时政杂志《前景》、《新政治家》构成了大众阅读的基本口味，前者是老派知识分子们下午在咖啡馆里的读物与谈资，后者则属于信奉自由主义的年轻白领们工作间歇时的“营养剂”，我不敢说哪一种阅读方式更佳，但就杂志对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与阅读品味的影响而言，没有谁可与《经济学家》比肩。

    自苏格兰政治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843年创建以来，《经济学家》就以一种卓然不群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贸易自由与全球化是它始终坚持的两个编辑理念。第二任主编贝杰特（Walter Bagehot）是著名的右派报人，这位当年伦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属于典型的“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海底电缆、内燃机等科技的发展让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新奇的观点。新世界所呈现的广度让贝杰特决定将《经济学家》所涵盖的内容扩展到从美洲新大陆到印度半岛的新闻事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声音。自此，它的读者群就主要锁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和政策制定者上。

    对于精英阶层的持续关注，也让《经济学家》中的政论与批评文章格外瞩目。近些年来，克林顿性丑闻、美伊战争、刚果的枪声都难逃《经济学家》那两片“刻薄”的嘴唇。最近引起波澜的事件便是它多次指名道姓批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不适宜当领导人”，惹得气急败坏的贝卢斯科尼将《经济学家》告上法庭，不过，法院宁愿“得罪”总理也要给足《经济学家》面子。意大利法官安杰洛·里恰尔迪以“文章完全属于宪法赋予媒体的监督权范围”为由驳回了贝卢斯科尼的上诉，让总理大人憋屈得紧。

    或许，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学家》的“背景”实在太强大了。作为培生集团（Pearson PLC）的下属杂志，《经济学家》有一半左右的股份被独立股东门控制着，而这些股东又有不少来自财大气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在英国银行家们的支持下，《经济学家》说话自然有了底气，这种底气，不仅来自于经济层面，更是一种说话时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正如前文所述，决定了它将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不是知识阶层做代言。

    《经济学家》的模式可以被复制吗？最近，美国《新闻周刊》联合多家媒体意欲打造全天候的网络新闻机构，同时，在杂志本身的发展上，他们决定在一定程度拷贝《经济学家》的模式，为自己的文章增加些分析性，少些娱乐性。当被问及《经济学家》何以在逆势中取得成功时，《新闻周刊》的CEO阿西姆（Tom Ascheim）分析说，由于过去25年间全球经济一直高涨，美国杂志业的传统模式就是降低订价来扩大发行量，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广告主从而获得更大广告营收。但《经济学家》从不采取此种策略，它的订阅费和发行量一直很高。

    《经济学家》集团总裁斯卡丹诺有这种自信：即使卖不出任何广告，我们仍可以靠发行赚钱。这是一种建立在成功之上的自信，但谁又能否认，这种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学家》一贯保持的独立编辑原则。“新闻史上还没有一本杂志被如此少的人读了如此长的时间”，它的前任编辑克劳瑟如是说。这是《经济学家》的坚持，也使得它能成为引导了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变革的旗帜，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起到关键作用的推手。今天的人们有些惊异地发现这张推手竟然是一本杂志，却很难说清它的这种坚持是如何被赋予的，但起码，就今天来说，这不太可能是被人们google出来的。

    随着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出场，“变革”的时代似乎来临了。《新闻周刊》新制定的新闻报道模式几乎以《经济学家》为蓝本，开始了从大众周刊向更倾向分析性的小众刊物的“变革”。或许，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更知性的，平心静气的新闻阅读，不过，《经济学人》的故事不太可能预示着大众传播的时代已去，小众新闻的时代将至。对于向来爱标榜“品味”的美国人来说，《名利场》杂志的作者普雷斯曼（Matt Pressman）的评价或许更接近实际的情况：并非所有《经济学家》的订户都会看这本杂志，但订户们一定会用它彰显一下品位。